材料一：
我的《梁庄》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获得了一些好评，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梁庄》的价值和它的文学性就有多么的高。我认为，它的启发性，即它所呈现的一些新的视野和可能性要大于它本身的价值。那它为什么让人有震动之感？它只是写出了一些真实、现实与事实，但这些故事、细节早已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大地，并且还在继续。
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创作，除了理论上的一些必要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与作者灵魂相关的那一部分。作者要从书斋中，从我们逐渐中产阶级化的生活中走出来，走进你所书写的对象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生活”，这是我们必须清楚与正视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如何真诚，对于我们的书写对象而言，我们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们必须要有真正深入的行动，不管是主动的“卧底”，还是被动的“流浪”。而行动的前提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呢？譬如托尔斯泰关于俄国农民和贵族的思考，它必然涉及自我，有着自我心灵的紧张、痛苦与冲突，是一种深刻的原罪感，所以，即使在82岁的高龄，在中国早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他还要为此离家出走；譬如卡夫卡写《变形记》，那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可比拟的压抑；譬如你走在中国大地上，矿山、小镇、城市、原野，你不只是个思考者，你还应该是他们，试图以他们的眼睛来看待世界，然后反观自我，谦卑能使作者和人物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开放和贴近的关系，不只是审视、批判，更不是自恋或一种修辞，那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你要感同身受，不但要体会到他们的疼痛和黑暗，还要准确把握他们的疼痛与黑暗的点位在哪里，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真正的理解。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材料二：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在中国的登陆和中兴，相隔了一百年的时空，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新世纪的10年代。百年之间，先是报告文学逆风而起，一批写实性书写的大将横刀立马，撅起了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一次次风起云涌。
时光荏苒，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的报告文学年代，一大批报告文学横空出世，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构成了最纯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其影响甚至盖过了小说与新诗的势头。然而，十年后，报告文学式微，从此告别轻骑兵时代，转而向长篇转身，并以坦克集群正面强攻方式重新聚集，成为宏大叙事的主体方阵，涌现了一部接一部的长篇报告文学。
这种转场，由于远离了前沿精神，对现实生活干预的锐度大大减弱，不少报告文学家徘徊犹豫之后，转场去写国史大事，或写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事件，或为企业家作传，再无洛阳纸贵的名篇、名作出现。读者也觉得曾经他们喜欢的报告文学已经蓬头垢面，其思想锐度、哲学深度、文学纬度与情感温度，都今不如昔。尤其是随着文化的多元，再不是一部精品风靡全国的时代了，新世纪之后，报告文学越发受人诟病，渐次走向沉寂。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民文学》成为非虚构的大纛，以两位河南女作家梁鸿、乔叶打头阵，闪亮登场。一副青衣扮相，水袖掩面，抛出来梁庄众生相，拆楼记忆，莲步款款，引喉如鹂，非虚构很快形成了与报告文学分庭抗礼之势。
毋庸讳言，非虚构的出现是对报告文学及其致命弱点的一次拯救。《人民文学》当时推出的时尚作家当数梁鸿女士，她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一个村庄、几户人家、一群打工者的世相，是一种小切面的切片写法，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多舛。如今梁鸿已经实现了从非虚构作家到小说家的华丽转身。《人民文学》也将非虚构从民间和底层的书写，提高到了殿堂的高度，有第一国刊的导引，非虚构从一株小苗，迅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与风靡80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抗衡，形成了两座山峰。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到底有什么区别？简单地说，就是高与低、大与小、重与轻、宽与窄的关系。一个是殿堂性的书写，一个是处江湖之远；一个是国史叙事，一个是私人档案；一个是宏大题材，一个是苍生世相；一个侧重于时代之声，一个注重百姓之情；一个写江山家国，一个观人生宿命。前者是对时代精神的宏大叙事，后者则是对老百姓内心世界的细微观摩。报告文学担纲的是对一个时代重大事件的记录，像古代史官一样去记录，而非虚构就是一个家庭、一座村庄、一个群体命运的短歌散曲。前者因为高大上，在文学叙述上，往往会滑入假大空，后者更多生动灵活，但又会因为小而碎，导致坐井观天。但无论写什么、怎么写，真实性都是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共同安身立命的底线，亦是高压线，偏离或者背离了真实的基石，报告文学与非虚构书写都将被钉在文学史的耻辱架上。
与20世纪80年代属于报告文学相比，今天的非虚构远未达到报告文学的顶峰状态。其实，任何一件事物，一旦达到顶峰状态，就意味着跌落，走向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既是对报告文学作家书写的拯救，也是对报告文学体裁的弥补。
（摘编自徐剑《报告文学、非虚构的理性辨识与文学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