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距离”一词的本义是对时间和空间而言的。“心理距离”中的“距离”，不是指时空相隔的长度，而是指心理的距离。最早把“心理距离”作为一种美学原理理解的是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他所说的“心理距离”，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够换一种眼光去看世界。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的心理调整实现的，所以叫做“心理距离”。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之所以能从寻常痛苦甚至丑恶的事物里发现美和诗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理调整，将事物摆到一定的距离加以观照和品味的缘故。例如竹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可以架屋、造纸和当柴烧的寻常之物，但中国古代诗人面对竹子，却以另一种眼光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动人、美丽、清新的世界。“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这些诗人已彻底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普通方式，所以在他们眼中，普通的竹子已具有生命的颤动和美好的性格。竹子在诗人的“心理距离”的作用下，已进入了艺术世界，获得了美的意味。
审美体验中的“心理距离”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一方面，艺术作品能否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共鸣，这与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跟我们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体会相吻合的程度成正比。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个人经历愈是吻合，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领会就愈是深切入微，艺术作品就愈是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情景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愈是贴近，我们就愈容易把作品的艺术世界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混为一谈，也就愈容易从艺术世界退回到自身经历的现实世界。如此一来，愉快的审美鉴赏就可能变成痛苦的自伤身世了。上述两条规律似乎是不相容的，第一条规律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小，第二条规律则强调欣赏时距离要大，所以称为“距离的内在矛盾”。
那么如何来解决审美体验中的“距离的内在矛盾”呢？美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的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这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之所以是理想的艺术境界，在于它对“距离的内在矛盾”作了妥当的安排：它既不使因距离过远而无法理解，也不使因距离消失而让实用动机压倒审美享受。这样，就使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之际，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摘编自童庆炳《换一种眼光看世界——谈审美心理距离》）
材料二：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个道理可以拿一个浅例来说明。王渔洋的《秋柳诗》中有两句说：“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在不知这诗的历史的人看来，这两句诗是漫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读者不能了解它，所以无法欣赏它。《秋柳诗》原来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国亡无所依附的故旧大臣，“西乌”是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假使读这两句诗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遗老”，他对于这两句诗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较能了解。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容易看这两句诗而自伤身世，想到种种实际人生问题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专注在诗的意象上面，这就是说，《秋柳诗》对于他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实用的世界。
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第三章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