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生活的产物。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以政治事业为己任的士人。正是以此为前提，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观点，指出了士人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其《梅圣俞诗集序》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此处之所谓“穷”，指古代士人的仕途困顿、政治上不得意的状态。对欧阳修的这段话，人们一般多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理解。这当然是对的，但往往忽视了此处特指的对象，即诗人的社会角色。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士人，或者是官人。一个诗人若想在诗歌创作上达到“工”的境界，必须与政治体系有密切联系。这是“穷”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生实践中，诗人必须参与政治，进入仕途。否则，离开政治体系，便无所谓“穷”“达”，诗之“工”之与否就不存在。
在思想上，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胸怀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依归；而且还必须以政治事业为第一生命，以政治业绩为自己的终极的人生价值。即使“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也必须有政治上的“忧思感愤之郁积”。否则，胸中没有高昂的政治热情，对政治事功无家园之感，也不可能做出好诗。
要具备以上两点，他们一般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即按照当时的社会体制，他们具有不可摆脱的政治义务。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身份上与当时政治事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血缘的还是裙带的，他们与国家政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若可以轻易脱离政治体系，便可能一挫即退，成为乡间野老，就会失去特殊的政治情怀。脱离了政治体系，就脱离了可使人“穷”“达”的环境，所谓“穷而后工”也无从谈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所谓政治并非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而是由执政者掌控的政府政治或官场政治。官场以外的政治活动绝无存身之处。也就是说，步入仕途，加入政府为君主服务，是知识分子所能参与的唯一政治活动。其思想感情、人生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都被固定于特定的政治模式之上。他们的生活状态只有“穷”“达”两途：在穷达之间，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和情感模式；只有在穷达之间，才能激发出高昂的诗情。
因此，政治窳败，仕途困顿，他们无路可退，反而能激起他们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对政治理想（道统）和政治事业（事功）的寻求。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也大都心存魏阙。古人所谓“怀才不遇”，看似处于脱离仕途的在野状态，实际上更显示其加入体制的政治渴望。而且身处下僚，更能广泛地接触社会，更能激发他们修补国家政治的热情，能“写人情之难言”。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便“愈穷则愈工”。
（摘编自李双华《从“穷而后工”到“隐而后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