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每每被视为史余、史补而受轻视，大方之家每不屑道及。“戊戌变法”前后，一些较早接触域外文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基于小说可以化民成俗的认识，开始译介欧美及日本的小说，并充分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用。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他肯定了小说的“载道”功用，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者，适应了晚清维新派改良群治的愿望。兼之借助日渐兴盛的报纸刊物等快捷面广的传播媒介，动摇和瓦解了以往歧视小说的正统文学观，使得小说的译印和创作风起云涌。这就改变了中国文学场域的格局，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一些有新思想、用新方法的学人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对古代小说开展学术研究。1918年3月15日，胡适首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作了《论短篇小说》的演讲，讲稿修改后发于《新青年》。该文虽只 6000余字，却昭示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研究的系统性。不过让胡适付出更大热情的是中国章回小说的考证研究。1920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汪原放标点版的《水浒传》，胡适撰写的《水浒传考证》置于卷首作为前言。此后8年中，胡适先后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章回小说撰写了20余篇考证及序跋文章。
在胡适的系列考证中，影响最大的首推1921年5月置于亚东版《红楼梦》卷首的《〈红楼梦〉考证》。 《红楼梦》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可能难以与流播久远的世代累积型经典小说《三国演义》 《水浒传》相比，但因其精神内涵丰富，艺术表现高妙，题材与格调更适合文人读者的口味，所以程甲本问世后，它便受到读书人阶层的群体青睐。
中国的读书传统一向是文史不分家，读者习惯以史家笔法来阅读小说中的人和事。《金瓶梅》问世之初，即有诸多有关本事的传闻，《红楼梦》问世之后更是如此，因其开卷第一回写出甄士隐、贾雨村两个有符号意味的人物，脂批道是“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导致不少读者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揣测《红楼梦》究竟隐去了什么本事，因此便有了“和珅家事”“张侯家事”等各种说法。最初它们不过是民间茶余的传闻、 文人酒后的谈资，直至1914年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后又附《红楼梦》以刊行，“索隐”旗帜由此高张。1916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次年又以单行本行世，将“索隐”往前又推进了一步。蔡元培是一位翰林出生的宿儒，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曾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教育界、文化界威望颇高，胡适亦以“领袖”称之。以蔡元培这样的身份、声望，论述《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赋予它以重大的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价值和影响。
“隐”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写作策略，也是传统史学与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还是屈骚的香草美人，都有“隐”的成分在。 因此《文心雕龙》专设“隐秀”一篇，与“比兴” “夸饰”等并举，以“文外之重旨”来解释“隐”的内涵。 有文本之“隐”，也就有研究之索“隐”。 “索隐”由此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之于文本的一种解读方式。“隐”是作者层面的写作手段， “索隐”是读者层面的思维方式和解读途径。即此而言，《红楼梦》索隐派试图从小说文本表面的字里行间演绎、求索出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沿袭了传统学术的解经思维。既然作者说“真事隐去”，那就一定有隐去的历史真相，索隐派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将这真相找出来，以使自己的阅读与接受符合传统学术的解经轨道。 然而胡适的考证，却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考证，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世代累积型小说采用历史演进法，主要考察小说的历史演进情况；二是对《儒林外史》《红楼梦》这类个人创作的小说，则侧重考证其作者与版本。在20多篇古代小说考证及序跋文章中，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诸多作品的成书过程、版本之间的关系，考证了不少古代小说作者的生平事迹，大多数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胡适《红楼梦考证》首先向索隐派提出批评。对早期所谓的“纳兰家世说”和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胡适用考证历史事实的方法予以批驳；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则用“猜笨谜”的措辞指破它的牵强附会。 《红楼梦考证》后一部分是对著者和本子的考证。他根据顾颉刚、俞平伯寻求出的文献，勾稽出与作者相关的六条结论，前五条关涉曹雪芹生平与家世，最后一条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认为甄贾两宝玉是曹雪芹自己的影子，甄贾两府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关于本子，胡适认为程高 120回本的后40回是乾隆六十年(1795) 高鹗在中进士之前补作的，这就是著名的“高续”说。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面世及其随后发生的与蔡元培之间的论战，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一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蔡元培的身份背景，二则是因为胡适之说是附亚东版的《红楼梦》小说刊行的，小说读者面有多大，胡适观点的受众范围就有多大。虽然胡适的考证成果并未完全终结索隐派，但蔡胡论战确实是以胡适的胜利而告终。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亚东版《红楼梦》的大行于世。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系列考证工作最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他在晚年曾这样评价： “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胡适的考证将长期受到贬抑、轻视的小说提高到与经学、史学等传统的“学术研究的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仅实现了学术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突破，而且更重要的是借助新标点分段的亚东版古代小说席卷全国的运势，使考证的学术理念和全新的阅读方法渗入世人之心，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的重心，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摘编自俞晓红《胡适与<红楼梦>百年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