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
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 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早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 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投，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选自苏轼《刑政》，有删改)
材料二：
荀子曰："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湣、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选自《资治通鉴周纪四》，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