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月洲村
南帆
父亲为我取名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张帆”遭遇如此之多的重名。多年前，正是因为某天突然发现另一些“张帆”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立即决定赐予自己一个笔名。干脆把“张”字拿掉，取名“南帆”。本名也罢，笔名也罢，无非称呼个人的符号，不必大惊小怪，我似乎从未真正将名字视为家族的徽号。那个时候，“家族”这个概念没有在心里留下印记。背起一副行囊，独自浪迹江湖，大漠风沙，长河落日，我意识不到身后存在一个张姓的家族——直到月洲村的出现。
月洲村之行是一次例行的公务拜访，它位于福州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永泰县。汽车沿着盘旋的山路驶向月洲村时，我丝毫未曾意识到与这个村庄的血缘关系。下车之后，周围有人告诉我，这是张姓聚居的村庄，而福州的张姓多半是从这儿出来的。我正忙着看河滩上摇曳的芦苇和路边李树上密密麻麻的粉白花朵，对这句话充耳不闻。一伙人说说笑笑地走到了张氏宗祠门口，一阵鞭炮突然炸响。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村长郑重地送给我一部沉甸甸的张氏族谱。这本精装书籍握在手中的重量，突然让我意识到，周围这些面孔黝黑的农民都是我的宗亲，我们的身躯之中流淌着相同的血脉。
一种异样的感觉掠过内心。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月洲村之名来自桃花溪。一条清澈的溪流进入村庄后绕了个弯，仿佛在地面写了一个“月”字，溪流两旁绿树杂沓，竹林婆娑，树荫之中小鸟啁啾；离开村子的时候，溪流又在村子边缘从容地围出一片沙洲：一脚踩下去，沙子柔软而温润。只有张姓的人才能发现如此清幽的地方，月洲村之称始于唐末，当然是我们老张家祖先取的名。
我曾经见过一张月洲村芦川桥的相片。夕阳之中，一座三孔桥倒映在水面上，如同一张油画。那一天驾车进月洲村的时候曾经从桥上经过，桥面似乎显得狭窄。车子从公路拐进来，驶到它跟前时，还得稍稍倒车一下，否则角度太小，无法通行。我迟迟没有意识到，芦川桥的“芦川”与张元幹的《芦川词》《芦川归来集》之中的“芦川”是同一个词。而作为宋词大师，这个张元幹，就是月洲村人。许多人津津乐道，宋、明、清三个朝代，月洲村出了一个状元、两个尚书、近五十个进士；对于张姓的子弟说来，这算不上什么，而宋朝的张元幹，却是一个实实在在为月洲村增添重量的大人物。
张元幹的词风激昂豪迈。许多人觉得，苏轼与辛弃疾之间就醒目地站着一个张元幹。他的两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和“曳杖危楼去”不仅名垂词史，而且张贴在月洲村的墙上。站在村委会门口默诵张元幹的句子“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内心忽然涌过一阵热浪。以前读过几首张元幹的词，从未想到他或许是一个亲戚。当然，如同苏轼一般，这个亲戚也会有卿卿我我的缱绻，也写得出“寒犹在，衾偏薄，肠欲断，愁难著”“想小楼、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种缠绵。
“百忍堂”是张姓祖上一个著名的典故。大约是河南濮阳的一户张家，九代同堂，九百多口人和睦相处，穿统一制作的服装，共享相同的餐饮。开饭的时刻击鼓号令，男女分席，长幼有序。治家犹如治国，唐高宗李治慕名到张家视察，向家长张公艺询问治家方略。张公艺写了一百个“忍”字：一切纠纷，忍让为重，这即是“百忍堂”的来历。温良恭俭让是张家性格的组成部分。唐高宗想考一考张公艺，御赐张家两个梨子，看看九百人如何公平分享。张公艺命家人将梨子放在石臼中捣烂，而后置于水缸之内，注满一缸的清水，鸣鼓召集全家，每人舀一小匙。不患寡而患不均，张公艺家长清楚世事人心的症结所在。儿时曾经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不怎么喜欢。如果张姓的人只能如此隐忍地生活，唯唯诺诺，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兢兢业业地维持那个“九世同堂”的躯壳？
因此，张元幹慷慨悲凉、落拓不羁的词风让我大为宽慰：张氏性格之中仍然存在血性与浪漫的基因，这或许是一个比文学史排名远为重要的事情。据说张元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是，他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张元幹投身于李纲——一个闽籍宰相——的麾下，竭力主张抗金御敌；李纲遭受宋高宗的罢免，张元幹怒不可遏，赋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是倾出一腔壮志的长啸。宋高宗退避临安之后，秦桧当政，张元幹愤而辞官返回闽地。绍兴八年，秦桧再度筹划向金国议和纳贡，李纲上疏反对，张元幹的“曳杖危楼去”一词即是对李纲的声援。几年之后，另一个秦桧的政敌胡铨被贬途经福州，张元幹再度出面饯行，并作“梦绕神州路”一词，直陈抑塞磊落之气。这些举动彻底得罪了秦桧，张元幹被捕入狱，除名削籍。多年之后出狱，张元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鬓的老者。他没有再回月洲村，而是在江浙一带漫游，不知所终。张元幹的词赢得了诸多志士仁人的激赏，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想说的是，月洲村的张氏拥有另一份额外的庆幸：他遗传给我们一份大丈夫的血脉。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