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能”与“不能”
①丹尼尔·克莱因在其著作中指出：“知识不仅仅只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和判断。”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知识，或者，范围小一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内在性质的相对全面的判断和认知。
②所谓“信息”，不过是学者们对生活世界中各种事实、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所谓“解释”，不外乎是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对诸多社会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一般化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看似混乱无序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世界；而所谓“判断”，其实就是根据解释的结论提出一些能够完善和改进这个生活世界的诸多方法而已。在知识的三种性质中，在准确信息和有效解释基础之上的判断尤为重要，因为连接人的“思”和“行”的就是具有判断力的知识。
③因此，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理解者”，一个高超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者”，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五种角色分别体现了一个学者之本分和担当的两个方面：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一方面，学者必须在既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追求一些原创性的知识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判断”维度，学者就能够也有义务运用他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判断解释的好坏以及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明智的建议。
④这些，就是知识的“能”了。但是，知识的运用和效力是有明确边界的。
⑤根据经济学，其实也是所有社会科学都承认的人性假定，虽然人是有理性的，但由于受个体自身的知识、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理性相当有限。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例外。因此，社会科学知识就只能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
⑥马克斯·韦伯则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行动边界：通过信息收集和理论解释给出各种“可能性”必然的收益和代价，如何选择却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在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明智地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建议者，而不是政策制定者。这就是社会科学知识“能”与“不能”的边界。
⑦但是，由于在人们“理性的自负之下持续不断阐明着的社会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那些“默会知识”以及“实践性知识”也是使得人类生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的知识来源。因此，我们或许应当对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或者暂时不能解释的种种人类的“无知”保持一份敬意和谦卑，也许也能稍微消减一下那种想用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影响和改造社会的“致命的自负”。
⑧更重要的，这种“致命的自负”一旦和国家权力结盟，就很有可能造就真实的灾难。虽然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动机和愿望是良好的，但是经济学里的一句俏皮话其实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愿望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吊诡，因为，“通往地狱之路往往铺满善意”！
⑨除了知识本身之边界带来的一种本体上的“不能”之外，知识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上的“不能”，即知识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权力”、“利益”或“流行民意”的“合谋者”、“仆人”或者“吹鼓手”。对于志在阐明和运用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基于知识逻辑和行动道德的“不能”。这种“不能”在我看来其实更值得人们注意。
（节选自《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