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叙述最基本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承载着该民族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以特定形式生动地表现一定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影像、思想文化面貌。经典既是一个实在本体，也是一个关系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可阐释空间。经典延传是一个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经典文本内涵的丰富性特征，构成了经典重释的魅力空间。经典文学意义的生成常常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阐释主体、接受对象赋予新的内涵。
受时代环境、阐释主体、读者接受等因素制约，在对经典的对话性阐释中，也可能出现偏向阐释、过度阐释、扭曲性阐释，或表层阐释、一元性单向阐释等。较长一段时期内，受传统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五四文学革命反传统的问题存在简单化的认识。五四新文学是在对传统文学的变革、西方文学的借鉴中获得新质的，但是传统文学具有丰富复杂的文化形态，五四新文学对传统的叛逆，是对传统的一种甄别与选择。我们要以现代立场为本，既看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隔、不同，也看到现代传统与古代传统的深潜联系，细查深究新旧文学传统的有机性关联，发现化古为新的现代性转化因素，从二元对立思维转为辩证思维，激活传统资源，丰富现代文学学术传统，推动现代文学经典研究。总之，“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现代形态。传统的积极影响是潜在的滋养，向外的借鉴是创新的要求。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现代文学史观念与经典建构，是以革命、阶级、大众、人民等关键词为思想基础的，文学的政治标准成为文学经典的首要价值标准，这程度不同地遮蔽了文学审美意识，也明显限制了文学经典阐释空间。受狭隘的政治论、阶级论的左右，庸俗社会历史批评的经典阐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批评的排斥心理；把社会历史批评与现代性批评、审美批评简单对立的观念，影响了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思想深度与价值评价。
理解与重释20世纪中国革命，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矛盾纠葛的纷繁线索中把握革命的本质。一方面，我们要从人类历史进程与民族的时代选择中分析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书写，让革命的阶段性、地域性意义或历史局限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得到诠释或凸显。另一方面，革命经典的重释，又必须回应革命历史与当代生活的关系，直面当代人的精神困惑。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在革命经典内涵多元化、复杂性的阐释中，不能把人性与革命性对立，不能用日常性消解崇高性、正义性，重新陷入二元对立的窠臼。我们对革命的当代性理解，应该具有融入历史情境的人文情怀，葆有对理想信仰的历史敬重，同时又要在重释革命经典中抵达人性的深处，逼近历史真相。
经典研究的再问题化，是重释经典的一个重要途径。经典研究的再问题化，就是对已有经典研究问题的反思性创新研究，或者是再推进性的深度研究。比如，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从政治家、革命家鲁迅向思想家鲁迅的转变，这个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等的思想启蒙鲁迅，就是对传统政治鲁迅研究反思的收获；之后的汪晖、王乾坤等的生命哲学视角的鲁迅研究，可谓是对思想启蒙鲁迅的一个推进。
“经典应该总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过去任何时代的经典，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总是现在时，总是与当代息息相通。”这就是经典的当代性。突出经典研究的当代意识，就是要在与现实对话中，发现与经典重逢的精神焦点，发掘现实需要的思想火种、文化资源、美学源泉，形成经典历史价值的当代连接，为经典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这也正是经典超越时代的历史品格。
深入文学本体研究，关注经典的诗性价值，推进经典文学的审美研究，是文学经典研究的重要路径。文学经典应该具有历史、思想、诗性三个方面的创造性特征，应该是史、思、诗的结合体。在历史层面，呈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时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像；在思想层面，具有深广的思想蕴含或特殊精神内涵；在诗性层面，体现作家对世界独特的艺术审美观照，是一个人心沟通、诗心沟通、文心沟通的审美结晶体。“史”的特质要求重返经典文学现场；“思”的特质呼唤关于文学内蕴丰富性、复杂性的现代对话；“诗”的特质则回应重返文学本体研究的诉求。经典研究的创新之道，是要创新思想研究，突出审美艺术研究，注重思想研究与艺术形式研究的结合。
（摘编自王泽龙《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路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