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随着礼乐教化的不断深入，周代贵族的理想人格典范逐渐形成，“温”、“柔”、“和”、“中”等品质成为君子之德的基本内涵，它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另外，“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形成，与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在政治、外交中的用《诗》用乐以及周人的诵谏传统也有密切联系。
总之，“温柔敦厚”诗教观根植于周代宗法伦理社会的土壤之上，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密切的关联。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周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温柔和顺、持中合度是周代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一种人格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柔敦厚”诗教观就是周代贵族理想人格在诗学观念上的体现。“温柔敦厚”诗教观念是源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周人的歌《诗》、弦《诗》、引《诗》、赋《诗》以及乐工的诵谏，都具有柔和逊顺的特点。
(摘编自边家珍《“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材料二：
情操，名词。
情操，此中含有理智在内。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总之，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
感情与理智调和，说虽如此说，然而若是做来，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地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乎“情操”二字。
要了解《诗》，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诗》者，就是最好的情操。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无论在“情操”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操守)，或积极方面的意义(操练)，皆与此相合。所谓学问，浅言之，不会则学，不知则问。有学问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任公说英文gentleman不易译，若“士君子”则庶几近之矣，便“君子”二字即可。
君子之材，实在难得。“士君子”乃是完美无瑕疵的，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人对于此“境界”有所谓不满，孔夫子尚且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学《易》，韦编三绝，至此正是细上加细，而止于“无大过”，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是“发而皆中节”。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而其后者，多才气发皇，而所作较过，若曹氏父子、鲍明远、李、杜、苏、黄；其次，所作不及者，便是平庸的一派，若白乐天之流。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但亦有为人不及处。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唯一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往往有至理存焉，不可轻蔑。犹如禅宗故事所云：诸弟子将行，请大师一言，诗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弟子大失所望，师曰：“三岁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吾人之好高骛远、喜新立奇，乃是引吾人向上的，要好好保持、维护，但不可不加操持；否则，小则可害身家，大足以害天下。
走“发皇”一路往往过火，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往往不能免俗。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一个大材之人而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蜕然若不胜衣，这是怎么？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书，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否则虽格律形式无差，但算不了诗。“三百篇”文字古，有障碍，而不能使吾人易于理解；唯陶诗较可。“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而不美。宗教家与道家以为，吾人之感情如盗贼，如蛇虫；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情与欲固有关，人所不能否认。
(摘编自顾随《中国经典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