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人的自由、独立、平等品格以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契约的普遍建立和契约精神在全社会的被尊崇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固守传统的乡村生活和熟人圈子，而是走进城市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中，人与人之间也由封闭的熟人关系转向了开放的陌生人关系。
在“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自由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和强调。“陌生人社会”是一个以陌生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陌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位置，这就是自由”。因每个人都是自由者，所以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必然选择无差别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
但陌生人之间因自由而生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彼此信任。信任通常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确定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确定性意味着可预期性，而信任则是可预期性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这在环境相对稳定和流动性较弱的“熟人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熟人社会”中，失信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将“信”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亦不为过。而在“陌生人社会”中，这种信任得以确立的确定性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根本不复存在。陌生人的自由是以牺牲其完整人格为代价的，而“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正是建立在对彼此完整人格较为熟悉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增加了人的流动性，“从社会学上解释，流动性造成了人的存在的碎片化，使每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交往时所展现的都只是自己的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从而使他们根本不具有相互熟悉的基础”，因此，要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其首要挑战来自人作为自由的存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然而，“不确定性增加了信任的难度，并未消除信任的意愿”。没有人愿意因自身的自由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否定、相互异化。
(摘编自冯庆旭《自由与信任：“陌生人社会”的伦理视点》)
材料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正是对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完美诠释。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置身于更开放的现代社会中。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对疫情期间的公众心理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法律在熟人社会中多是作为一种潜在威慑而存在，个体的行为更多地受道德约束。然而，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时，道德、价值观、伦理等结构要素逐渐衰落，陌生人社会背景下疫情控制更多依靠法律。熟人社会中，人们获取的信息多是源于自身所处的熟人圈内，信息有限且容易验证。如今，互联网成为陌生人社会主要的沟通渠道，公众接触的信息繁杂且真假难辨，加剧了公众的心理负担。疫情发生后，熟人社会的情感信任能够给成员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和传播。陌生人社会则完全不同，排斥、猜疑、缺乏信任会让身处疫情中的公众情绪变得更加焦躁。
诸多研究表明，焦虑、恐惧、疑病等负性情绪在陌生人社会的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焦虑是个体因对未来事件潜在的负性结果过度担心而伴随的生理上的过度唤醒和躯体的紧张状态。恐惧情绪主要源于对实存危机的本能反应，以及对群体性的盲从。在疫情的高传染性以及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的共同作用下，疑病心理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陌生人社会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生活秩序，来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确定性需求。然而，疫情爆发后，其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等扰乱了公众“例行化”的日常生活模式，原本有序的生活陷入混乱，使个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疫情居家使得生活、学习、工作融为一体，生活的无序使人丧失控制力，从而产生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感染是重大疫情中负性情绪传播的主要途径，包括个体感染和群体感染。个体间感染通常在个体或小群体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将负性情绪感染给其他人，熟人社会情绪传播正是以此模式进行。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辐射面广、速度快捷的“虚拟群体”为中介进行负性情绪传播变得更为广泛，个体受到他人情绪感染后，形成循环反应，进一步强化他人情绪。
(摘编自向利君、杨秋玲、甘俊伟《“陌生人社会”背景下重大疫情中负性情绪应对：基于公众心态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