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刘士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强调“美在意象”，有力地揭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真谛。与西方古典美学精神重视“理性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精神更侧重“诗性写意”，在中国书画、建筑园林、乐舞、戏曲等文艺创作与表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下，我们有必要把握和激活其当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贡献新的思想智慧，为社会生活的团结稳定和谐美丽开出新的美学良方。

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有助于通过生命体验，对大自然审美认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诗性智慧。“诗性写意”精神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在人与自然的对待性向度上，它引领我们体验自然风物，关心人文生态，在诗歌的视界中构建人与物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海德格尔以前的西方人多选择了科学分析的方式来考察自然，自然虽然也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但更多的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呈现对立的、紧张的、分裂的、局限的、间断的状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激活和弘扬中华美学的“诗性写意”精神。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污染、生活食品安全等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反思过往的发展理念和实践行为。“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福祸相依、物极必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激活中国人“诗性”智慧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正视现状，破除主客二分思维，调节心物失衡关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有助于引领当代中国人超越生活俗常，挣脱功利束缚，过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人生。“诗性写意”精神具有“审美超越”的品格，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对待性向度上引领人解放自我，诗意栖居。优秀的诗人能结合自己的悲苦生命体验，点燃自己的创作诗情，通过描绘外物来发泄内心痛苦，通过艺术审美来超越俗常困顿。刘小枫等学者曾指出，中国文化美学的理想，不是科学实证的，也不是宗教幻想的，而是艺术审美的。中国人在不得志时，选择独善其身，或隐逸林泉、躬耕田亩；或游山玩水、窥情风景；或寄情于琴棋书画，怡情养性，追求人格解放和心灵自由。不同于西方信仰上帝、基督，寄希望于天堂；亦不同于印度佛教，游心于来世。他们追求当下性、现实性，在诗歌及其他艺术的抒情世界里来探寻人生问题，达到艺术、审美与人生的贯通，回归自由、和谐、完满的状态。

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可以为建构当代“民族化”“本土化”艺术创作理论体系提供精神学养。“诗性写意”的精神还具有“涵养创化”的品格。黄会林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戏剧、诗词、绘画等艺术作品，在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技巧上，常与蒙太奇镜头语言处理画面的方法神似；细加分析也常有运用特写、远景、中景等画面和画面组接的技巧，这为我们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提供了美学的启示。”的确，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涵养的艺术构思论（如感兴、物化等）、艺术创作论（如虚实、有无等）、艺术表现论（如情理、情景、文质等）、艺术形象论（如形神、意境等）、艺术风格论（如自然、风骨等）中均有值得我们检视、整理和传承的学养。《天云山传奇》有一个场面∶女主人公在风雪弥漫中，用板车拉着病重的罗群，在冰天雪地间渐行渐远的瘦小身影……那分明是苏东坡特有的意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其萧瑟惘怅之意，尽在不言中。通篇整体的精心营构，使这部洋溢着民族文化氛围的作品，列入了中国电影精品画廊。

（摘编自何世剑、袁轶凡《试论中华美学“诗性写意”精神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