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双峰并峙，影响深远。概略地说，大约中唐之前，人们甲班乙马，宋以后，人们劣固优迁。那么，唐宋间这个“史升汉降”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中古中国是个贵族社会，典雅渊懿的《汉书》符合贵族阶层爱好骈文的审美口味。唐以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对散文的爱好逐渐成为主流，《史记》地位因此快速上升。这个解释之外，胡宝国增加了史学内在理路的解释：这和史学从“重叙述”走向“重解释”的变化有关，《史记》贯穿了对历史的某种解释，当宋代以后人们逐渐重视历史解释的时候，《史记》自然就受到了推崇。在“史升汉降”的转折点上，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唐代的韩愈。韩愈对《史记》推崇备至，他本人“雄深雅健”的风格也和司马迁一脉相承。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主张越过六朝的骈文时代，回到司马迁时代，以《史记》为古文典范，由此开始了《史记》的复兴与地位提升。不过，精英人物在鉴赏品位上的引领固然重要，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则是文化变迁之基础，两者互动合拍才使某种品味成为主流阶层的文化标识。
历史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据后以论前”，按历史哲学家阿瑟·丹托的看法，历史评论都是“据后以论前”的：立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断修正对前面发生事情的评价。当这个历史叙述不断延展，每一次加入新著作，都会使得已经在这段历史中的原有经典著作挪动位置——哪怕是一点点的挪动。胡宝国说：“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到唐初为止，除《史记》之外，可以说还没有一部成功的通史，到唐宋后出现“三通”、《资治通鉴》等出色的通史著作，长于会通的《史记》随之更受重视；后世纪传体越是蓬勃发展，纪传体鼻祖《史记》的地位自然会越来越高。
《汉书》从来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著作，它的背后有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的加持。在班固看来，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扬名后世，是因为有典籍记载其成功。从班固这个自我定位来看，《汉书》如同记载上古尧舜之事的《尧典》一样，是一个朝代的记功碑。一个王朝和一本史著相得益彰，这一情形在渗透着强烈批判精神的《史记》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历史至唐宋走出了一新境，到隋唐中国重归统一强盛，此后宋元明清诸王朝加入历史，足够长的历史就给人们呈现了更多的可能。对唐之后的人来说，可以羡汉也可以慕唐，还可以推赵宋，汉朝作为“典范王朝”的意义在人们心中因为唐宋等朝代的出现不再具有唯一性，《汉书》价值的下降某种程度上与此不无关联。
《史记》本为私书，而《汉书》实为官书。《史记》称得上是古代最富有个人色彩的史书。班固在宫廷直接监控下以“官督私撰”的方式完成前汉兴亡史，书成之后又得到朝廷推广，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编纂官方史学的前驱。《史记》虽列正史之首，列朝统治者心中的正史范本显然是《汉书》而不是《史记》。唐朝后陈陈相因，益发衬出作为私人修史的《史记》的独立精神和个性风采。
（节选自章益国《“史升汉降”与史学史之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