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一看科学范式变化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这就是哥白尼天文学体系的突现。作为哥白尼天文学体系的先驱，托勒密体系在预言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变化方面是极为成功的。没有其他古代体系能做得像托勒密体系那样好；对于恒星，托勒密天文学预言的近似值今日仍然在广泛地发挥作用：对于行星，托勒密的预言与哥白尼的预言一样好。但对一个科学理论来说，极为成功绝不是完全的成功。在有关行星位置和岁差两方面，托勒密体系所作的预言与当时的最佳观测值之间从未获得完全的一致。进一步缩小这些细小的不一致，就成为许多托勒密的后继者从事常规天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恰如使天体观测与牛领理论结合起来的类似努力成为1 8世纪的牛顿后继者的常规研究问题一样。有段时期，天文学家们有一切理由假定，这些努力是成功的。已知一个特定的观测值与理论预测值不一致，天文学家肯定能够通过对托勒密的复合圆体系做些特殊的调整而消除这种不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位注意着这种天文学常规研究最后结果的人都会看到，天文学的复杂性极其快速地增加，远远超过其准确性的增加，而且这种不一致在一处纠正了，很可能又会在另一处出现。
因为天文学传统一再受外在条件影响而中断，又因为没有印刷条件，所以，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受到限制，对托勒密体系的缺陷的认识很缓慢，但最后终于有人察觉到了。1洲}纪，哥白尼的合作者诺瓦拉坚持，任何像托勒密体系那幺笨拙和不准确的体系，都不能真实地揭示自然界。而哥白尼本人在《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他所继承的天文学传统最后只创造了一个怪物。到16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欧洲优秀的天文学家认识到，1日有的天文学范式在应用于它自己的传统问题时失败了。这种认识是哥白尼摒弃托勒密范式、寻找新范式的先决条件。
当然，用常规技术研究的方式解决科学谜题的活动的失效，并不是哥白尼所面临的天文学产生危机的惟一因素。如果详细讨论这件事，还应涉及到历法改革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解决岁差之谜尤为紧迫。另外，还需考虑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以及其他重要的历史因素。但是常规技术解速活动的失效依然是危机的核心。在天文学这样的成熟科学中，像上面所列举的外在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实，对哥白尼天文学的预见古已有之，只不过，在常规技术解谜活动奏效的时候，预见常常是被忽略的。最著名的预见，那就是公元前3世纪阿利斯塔克对哥自尼日心说的预见。人们常常说，如果希腊科学不那么重演绎，也不那么受教条所束缚的话，那么，日心说天文学的开始发展就可能会比它实际的要提早18个世纪。但这种说法忽视了历史条件。当阿利斯塔克提出他的学说时，地心说体系极为合理，并不需要日心说体系，即使日心说体系更能满足需要。托勒密天文学的整个发展，包括它的胜利和它的崩溃，都发生在阿利斯塔克的建议提出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此外，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应认真对待阿利斯塔克的建议。有效的观察检验没有提供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在这些情况下，导致天文学家接受哥白尼体系的因素之一就是存在公认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首先要求创新。托勒密天文学已经不能解决它的问题了，时间为新的范式创造者提供了机会。
（摘编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