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剧是基于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的产物。从媒介形态来划分，历史剧可以用话剧或影视剧的形式呈现；从风格类型来划分，历史剧又有“正说”与“戏说”的区别。但究其共性，它们都是基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展开的。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剧以“历史”为修饰，就杜绝了完全虚构的可能。如果一个故事毫无疑问是虚构的，那么观众不会向创作人责问其是否真实。如《步步惊心》《宫》这类穿越剧被限定在“奇幻”一隅，这是因为剧中的穿越情节消解了历史框架，解构了观众对于历史真实的意义期待。

那么，历史剧应该对历史忠实到何等程度呢？这一向是戏剧评论家们争论的课题。诸多论者都论及这个“度”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厘清“度”的形式边界。比如，有的论者认为这个“度”体现了与历史真实相符合的程度，一旦失去这个“度”，就有可能改变“正说”的本质，而完全走向“戏说”；有的论者认为历史剧虽然应该严格遵循历史，但不等于不可虚构，只是要注意把握住“度”，即莱辛所说的“历史内在的可能性”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能发生的事”。前者以“度”来划分正说与戏说，后者以“度”来评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二者都强调了“度”在历史剧创作中的关键性，但都没有说清楚可供判别的标准。所以，类似于“适度的戏说、隐射、反讽、戏仿，有助于让历史人物脱掉过于僵化刻板的面具”这种说法，往往又会遭遇“过度戏说以致消解历史”的批评。由此来看，文本类型与观众阐释之间始终存在着形式边界与解释策略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着力探讨历史剧在建构真实上的叙述策略，即“度”的形式特征。

真实与虚构的意义判定无法交由个体，毕竟任何文本都会被一些人视作“事实”，而被另一些人视作“虚构”。再者，意义判定的标准也在流变，虚构的边界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着的。例如，远古神话被先民视为历史真实，如今却被判定为艺术虚构。因此，对于真实与虚构的意义判定只能交由整个阐释社群。但是，阐释社群提供的意义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阐释社群会随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成员范围也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文本的真实与虚构时要有一种动态的视域。

历史真实所承载的内容是有限的、片段的、存有矛盾与秘密的，这些空白可以经由剧的内容来串联、丰富与自洽。历史剧有意创造了一个自洽的可能世界，并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景观。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与细节为历史剧的虚构提供了底本，在此基础上的推演、改造、填充，既保证了情节要素的正确，又差异化地再现了某种可能真实。

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剧的真实与虚构需要确立各自的意义限度，即通过一系列叙述策略去建构彼此之间的形式区隔，既不能消解观众对于历史真实的期待，更不能陷入消解历史的虚无。历史剧中的虚构也只是有限度地去改编历史真实，历史真实也需要为其中的虚构部分提供必要的理据支撑；而在真实与虚构博弈过程中生成的形式特征，恰恰是需要通过学理辨析才可以廓清的。

（摘编自陈文斌《真实与虚构：历史剧中的符号区隔及其文化效应》）

材料二：

“失事求似”的创作理念，为历史剧创作插上了浪漫主义的翅膀。郭沫若说：“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在。”

在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中，郭沫若对史料进行了提炼加工，运用丰富的想象，去推测历史的必然，发掘历史的精神，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虚构。他有意削弱屈原忧郁彷徨的一面，而突出其刚毅坚定的一面；削弱屈原忠君的一面，强调其反抗的一面，并且将屈原放在抗秦反媚的历史背景下，刻画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郭沫若根据个别史料进行想象，把宋玉写成一个小人。张仪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这些艺术创造，都尽可能有史实的依据，既不失历史真实的限制，又能凸显历史人物的精神，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

《屈原》的演出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三大的影响。剧中的屈原与现实生活中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者和民族志士，面临的矛盾和遭遇有神似之处。因此，屈原所受的冤屈、陷害，以及他的愤怒、他的抗议，便极能叩击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灵，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使这部作品更具战斗性和时代性。

（摘编自宁爽《浅析郭沫若话剧〈屈原〉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