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是一种社会符号，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介融合使得文化符号横跨多媒体平台的传播流动不可避免，形成一种跨媒介叙事。跨媒介叙事的概念由英国著名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并作出详细阐释：“一个跨媒介故事横跨多种媒介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跨媒介叙事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指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联合完成对事件的叙述，进而生成不同的艺术变种；另一方面指再媒介转译后的衍生产品形成媒介增生的集群效应，在跨媒介叙事中，内容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进行再现，从而形成一种以内容为中心的网状结构，进而形成跨媒介文化IP。IP一词本意是知识产权，泛指文化产业领域的内容版权。文化资源自身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文化产品或文化商品，只有经过再创造，成为商品符号，才能进入产业循环链而成为文化商品，并在反复使用和符号生产中实现增值。
2016年初，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过程，成为跨媒介叙事的典范。纪录片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将故宫文化资源转化为视觉符号呈现在大众眼前，从普通文物工作者的平常生活视角来呈现出人文气息，这种平民化、具有可塑性和延展性的叙事模式，为大众留出大量进行文本再创作的裂隙与创作空间。“第一次近距离地展现了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节奏轻快、视角新颖，让这一大片红墙金瓦的建筑群里，透出不同寻常的意味”，用“日常”撑起宏大和厚重。另一方面，互联网弹幕网站为文本的解读与再生产提供了直接的平台，在互联网上通过弹幕讨论、剪辑、解说的形式不断增加原文本的理解维度，产生新的叙事文本。B站观众对《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文本以“弹装再生产”与“视频再生产”两种方式实现了文本的再生产。
纪录片走红以后，制作方随之推出同名电影、书籍，形成一个IP 化的跨媒介叙事单元。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示范下，故宫以年轻观众为导向，创作出一系列跨媒介叙事文化产品，如真人秀综艺节日《上新了·故宫》、图书视频课程《你好呀！故宫》、玩具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等，形成了一个超级文化IP。
（摘编自赵亚曦、刘晓婷《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逃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媒体传播实践与挑战》）
材料二：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迅速，文化产品也丰富多样，但是产品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优质作品稀缺。于是创作者将目光转向了受众基础广泛、流传时间久、知名度高的经典之作，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以图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山海经》自问世起已有千年的传唱历史，对其加以开发利用并不是近年来特有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已经有人发现了它除文本研究价值之外的可用之处，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当时文本之外可利用的余地不多，开发样式相对单一，以书籍、画本为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发掘。到了现代社会，为满足社会文化体系的需要，对《山海经》改编和再创造的作品尽出不穷，在古代开发样式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书、画册、游戏、动漫、电视剧、电影等文化创意产品。
长期以来，因为缺少官方正统的解读，大部分人只知《山海经》的存在，或对作品中怪兽异类略知一二，但对其它地理、文化、物产方面的知识全然不知。再加上《山海经》再创造的大多数作品不能尽如人意，一经问世便石沉大海。究其原因，改编者或只提取个别元素，或选择猎奇形象为宣传“噱头”，并未能抓住作品中充满灵性的部分，反而失去作品本身的特色。改编出的成品中优秀作品稀缺，以动漫为例，根据《山海经》改编的作品内容低龄化，画面粗糙，特效制作敷衍，人物塑造扁平化，部分引起热议的作品只是依靠明星效应。从受众心理来看，许多年轻人对“传统”存在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认为“传统”不符合他们对“时尚”的定义。
在当前，挖掘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让它们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就作品本身而言，学者们从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学、博物学等角度对《山海经》进行解读，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因此，通过资源整合，从多角度出发，增强《山海经》的科普性十分必要。创作者们要寻找自我表达和满足观众诉求的平衡点，兼顾作品的科学性和美学性，创作出既有符合日常生活的细节，也有能够引人深思的内容。此外，《山海经》的创意与传播也依赖于前沿的技术。在对《山海经》进行重现的过程中，依托现代技术精益求精，加大视觉投入，不失为《山海经》文化产品良性发展和传播的有效方式。
像《山海经》一样，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仍有许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素村，亟需得到更深层次的解读。推行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守旧，更不应该投机，若将不合时代趋势的内容拉入现实只会产生扭曲的成果，这些畸形的存在必然无法健康良性地发展，从而成为一场短暂的、一厢情愿的狂欢。
（摘编自刘玉、刘宗逃《<山海经>当代的再创造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