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摘编自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材料二：
本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等灾害接踵而至，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全球共有16亿人死于灾害。破坏性的灾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会挑战乃至根除相关主体的联结关系，对人们情感造成开放性的创口。而这种形势下的相互帮助，则有助于产生新的情感联结，将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联系在一起，重塑信任与认同，乃至形成新的情感共同体。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首次提出了“灾难外交”这一概念。“灾难外交”就是一国以救灾为契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国家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围绕灾难的预防、救援和重建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深化。
已有对“灾难外交”的认识仍局限于传统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分析框架之中，强调“灾难外交”通过发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来促进国家间关系升级。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感因素对“灾难外交”的实践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喜爱、信任等积极情感可以使援助国免受受援国对其动机的怀疑，而担忧、恐惧等负面情感可能使受援国拒绝接受援助或只接受援助但不改变对援助国的刻板印象和态度，从而使灾难外交难以达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从心理层面上看，灾难外交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实践，当受灾者和援助者寻求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经历或感受时，灾难外交通过向双方传达对方的情感来吸引两国民众形成情感联系——援助者可以借此表达同情与友谊，受灾者则从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孤立的个人情感由此被嵌入到更大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着对灾难共同的情感理解。
近年来我国的灾难外交实践，也证实了灾难外交培育共同情感的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我国作为受灾国收到多国帮助，我国在疫情好转后又主动向他国伸出援手，在相互的援助与协作中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巩固了国际团结，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疫情前期，日本官方和民间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口罩等医疗物资，我国的社交媒体、人民和政府也积极主动回馈着这份善意。外媒评论称，中日两国民间和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相互支援“缓和了中日几代人的敌意”。
当然，灾难外交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基础。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民主党在“9·11”事件后针对中东受众的一项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倡议的失败中得到证明——仅展示了美国的观点，缺少同中东国家经历与情感的相互承认。遵从受援国情感表达的规则也不是可有可无。不同国家在情感交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日本文化对公开展示震惊和恐怖的表情有规定，而美国文化则没有。规则表达了某种社会确定的规范或习俗对情感信息交流方式的期望，包括语言、强度等，在跨文化环境中，违反特定文化的情感表达规则就会导致沟通障碍和敌意，不利于人类的共同情感建设。
（摘编自韦红、马赟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