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周晓虹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称这部著作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尽管费孝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后来成为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标志，但是从他进村之时写的《江村通讯》来看，作为一个人类学领域已浸淫数年的研究者来看，他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开弦弓村的造访将会触犯人类学的“文野之别”。

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的形成，与这一学科最初形成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的历史有极大关联。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未开化民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人类学内部开始滋生出文化相对主义，加之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在以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与以西方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之间发生了接近与融合。

如果说“文野之别”的跨越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成人类学向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那么对传统上的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来说，这种转变在费孝通那里还存在着对“他己之别”的跨越。

利奇一再强调，某些社会人类学家，欲图研究本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事实上也值得称赞，但危害重重。按照人类学当时的观点，研究熟悉的社会，先入之见就可能造成研究的偏见，如果是单纯的陌生人去研究，就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要避开利奇的忧虑，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或者说要实现充分的民族自省，研究者就必须具备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强调但青年时代已逐渐养成的能力——文化自觉。

我认为，在社会学领域你必须具备如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对于研究本土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则必须养成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可以说，正是有赖于这种同样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心智品质，费孝通才能在江村调查中实现对“文野之别”的从容跨越。

一般而言，在从事文化或者社会研究之时，与研究者的地位或身份相关的问题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自身文化或本民族成员之时，能否以及如何抽身其间，以避免熟视无睹或情感涉入，再或无法客观的研究问题。其二是研究你所陌生的异文化（比如人类学通常研究的土著文化）之时，能否以当地人自己的世界观或分析视角，去观察被研究的文化或民族成员，以避免囫囵吞枣或以偏概全，或隔靴搔痒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费孝通1997年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以“进得去”和“出得来”六个字高度概括了上述研究的难题。

如果说与异文化的接触能够使研究者摆脱对家乡或本土文化的“麻木”，形成对本土文化的“知之”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那么此时开弦弓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所发生的迅疾的社会变迁则快速促进了这种“知之”或“文化自觉”的养成。

如果说急速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原来浸淫其间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和文化的陌生化，而这陌生化保证了研究者在自己的文化中“出得来”，那么按费孝通的理解，在这多少被动的“陌生化”之外还有一条主动的“陌生化”路径可走，即致力于“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

解决了研究者可以研究本土文化或研究时能够“出得来”的问题，其实只是回应了前述“利奇之忧”的一半，另一半同样甚至更为棘手：以费孝通及1930年左右燕京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的微型社区研究，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概括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中国国情？

费孝通通过《江村经济》及其后的微观社会研究而认识中国的努力并非没有留下遗憾。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来说，如果说无论是江村还是云南三村落入研究者眼中都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如何能够保证在这种偶然的类型“捕获”中不致挂一漏万，依旧不仅是一个操作上的难题，更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而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说，费孝通的遗憾则更为鲜明，尽管那是一个需要历史来负主责的问题。

派克对费孝通乃至十九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学的意义，在于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为此时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提供了可能的具体路径。费孝通践行了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按吴文藻所言，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是“试用”西方理论。

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二步，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验证”理论。一般而言，这种验证可能包括两步：其一验证西方理论的可靠性或普适性，其二通过实地调查认识中国国情；但费孝通的兴趣在后者，他赋予“江村调查”以鲜明的“认识中国”并进而“改造中国”的实践品格。但不可否认80余年前的这次调查起码昭示了现代社会变迁或包括工业化在内的乡村转型道路的多样性。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可能倒是因囿于“江村”经验，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对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在中国之推行深感疑惑，但这种对乡镇工业以及小城镇的执拗，本身存在消解发展或转型的多样性的可能，而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所昭示出从国有工业到乡镇企业，甚或再到富士康这样的外资企业的齐头并进，说明即使对同一个中国，转型的方式也不乏多样性。

在吴文藻的“蓝图”中，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三步，是“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的综合”。显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抛弃理论或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

（据相关论坛演讲记录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