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初年，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南西路，黄、陈等人都习禅甚深，所以吕本中用这个词来称呼诗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是他少年所作，所列25人中除陈师道以外，只有少数作品有较多的流传，但吕本中所提出的江西诗派确实是符合事实的，诗派成员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黄庭坚的影响与指点，确实是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
宋初以来，宋人对唐诗中的典范不断进行新的选择，这种选择沿着道德判断和美学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的诗。苏、黄的诗学理想貌似有异，那是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古老风格，到了北宋中叶，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庭坚举起了以杜甫为诗家宗族的大旗。到了宋末，便把杜甫称作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推为诗派之“宗”，也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当时宋代诗歌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沉闷的空气。公元1127年，金人的铁蹄踏入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去，史称“靖康之变”。这可以算是北宋最大的历史事件。因为“靖康之变”，诗人们的生活颠沛流离，诗歌创作的内容、意象、题材、风格均发生了变化。乱离之苦、家国之思涌现到诗歌题材当中。
进入南宋以后，黄庭坚诗风的影响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与此同时，所谓“活法”是主张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都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
（摘编自王晶《江西诗派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二：
文学总是于不断创新中发展前进的。在文学的创新中，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时代氛围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都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一般认为，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标志，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点。曹丕在论及文学创作时强调“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是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生命状态和内在修养而存在的，从而决定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作家主体对自我意识的体认后的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作家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创作
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表明，文学主体意识总是处于不断弱化和强化的过程之中的，就南宋中兴时期而言，是江西诗派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而趋于失落后的强化和回归，正是由于此才有可能形成南宋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江西诗派自黄庭坚始，“资书以为诗”，“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曾引黄庭坚语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谓之夺胎法。”从此可以看出，黄庭坚强调作诗要注意在前人文辞文意上引申加工。黄庭坚的本意是借鉴和利用前人优秀的文学遗产，他自己也精于此道，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同时又追求奇崛瘦硬的诗风，这样就必然填塞典故，把创作活动引入狭隘的境地。因此，才力低下的江西后学以此法为诗
江西诗派的后学者在前人之后亦步亦趋，不敢稍逾规矩，逐渐丧失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这样，即从生活中寻找诗思，以生活和情感作为表现对象。从而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放弃了对主体意识的把握，这就必然导致诗思的枯竭而使得创作进入困境，即使有所创作，没有个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此，从黄庭坚到江西诗派末流，诗人的主体意识处于不断的弱化之中。
（摘编自颜文武《论南宋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