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所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是带着春天的感受。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长有归心悬马首，可堪无寐枕蛩声”。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秦韬玉的归心则悬在了马首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某一物象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忆君清泪如铅水”，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材料二：
讨论意象问题的一个误区，是常见有人将诗歌意象混同于诗中名物，甚至拿一个名词来对应一个意象，其实是不妥当的。
名词有抽象与具体之分，用作名物之词的，大多是具体名词，它在形成概念的同时，亦常能在人们心目中引发某种表象，如提及河流、道路、树木、花朵以及牛、羊、鸽子、老鹰等词时，我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相应的图像来，虽带有类型化的倾向，亦还有一定的具象性存在。词语的具象性在人们心目中所能引发的只是表象，而非意象。表象和意象有什么区别呢？表象来自直观经验的积累，当我们将感知活动中所获得的印象储存于大脑，而又在某种境遇的刺激下让它重新浮现出来时，这就成了表象。一般说来，表象较之原初的印象，在鲜明、生动的程度上要略低一些，尤其是由概念化的语词所引发的表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类型化的烙印。更为根本的是，表象充当感知印象的留影，通常只涉及事物的外观，未必能揭示其内在的意蕴。意象则不然。作为“表意之象”，它本身便是诗性生命体验的产物，内里包孕着诗人对生活的各种活生生的感受。这正是意象之为意象，而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之象（表象）的重要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熟悉唐代诗人王维在《使至塞上》诗中的这一名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试问：这里包含了几个意象？我想，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四个意象，这其实就是将名物（表象）混同于意象的结果。不妨推敲一下，诗句中的“漠”指沙漠，可以形成表象，加上“大”字构成“大漠”，其具象性当更见充分。但单独一个“大漠”，传达了什么样的意蕴呢？谁也说不清楚。“孤烟”也是一样，它能产生表象，甚至可以从多方面生发联想，而孤零零的“孤烟”亦是难以把握其内在情意体验的。只有将“大漠”与“孤烟直”联为一体，构成单一的画面——在广阔无垠的漠野上空直直地升起一缕狼烟，始能将诗人行经塞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空廓、荒凉、寂静、干燥无风以至带有边防示警意味的若干紧张气氛贴切地传达出来，这才称得上诗的意象。所以，依我之见，若是将“意象”理解为表达诗意的基本单元，则这联诗句中虽然用了四个表名物的词语，能产生多重表象，而其所建构的诗歌意象至多只有两个。换言之，意象作为“表意之象”，绝不能将其降格为表象。表象所提供的具象性，只能用为构建意象的原材料，而众多具象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始足以让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意体验藉此传送出来，于是这组表象便转化成独立的意象。这样看来，单一的表象通常是难以构成意象的，意象须由表象之间的张力而引发，这也是诗中名物之不能等同于意象的缘由。
从这里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惯常用名物来标示诗歌意象，如谈论马的意象、流水的意象，这究竟是否科学？应该说，按照上面对“表意之象”的解说，意象只能是特定的“这一个”，它在诗歌文本的特定语境中生成，承载着表达诗人特定情意体验的职能，一旦离开了文本的具体语境，孤立的名物便不复成其为意象了。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中举了这么个例子：“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他所着眼的，是同一个物象（蝉）上面可以寓托不同的比兴含义，而实际上表明了同类名物在不同诗人的不同情思驱策下，生成了意蕴各不相同的意象。这不正证明了意象必须是特定的“这一个”，不容许有任何假借吗？
（摘编自陈伯海《为“意象”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