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制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在“政党分赃制”的影响下,官吏的任用是以党派为基础,从而造成官吏队伍不稳定,政府工作混乱,政策缺乏连续性。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斯坦顿父子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述,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迫使政府必须增加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需要增设一些新的社会管理机构和一大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以提高工作效率。
——摘编自徐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