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游牧地带是游牧生活与草原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中国境内属于游牧地带的范围很广，除了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西辽河流域外，几乎北纬40°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也都可以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草原游牧地带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
地学研究成果指出，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距今3500～3000年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正是冷期的出现，使得畜牧业在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发展为游牧方式。
成熟的游牧业依托的环境为广袤的草原，而它的萌生地却在农牧交错带。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环境上具有敏感特征，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农牧交错带的敏感特征也会影响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随着这一地区自然带属性的更移，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游牧型畜牧业（游牧业）则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只有游牧业出现，畜牧业才真正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的那一刻起，广袤的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
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只限于中国北方。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在气候变迁的大背景下，欧亚草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作出了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狩猎采集者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内资源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这也是为什么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不过，海岸地带则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能够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
马的驯化还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狩猎采集者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大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游牧业的建立意味着人们进一步依赖驯化动物。牛羊的驯化本来就是游牧业的必要基础。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
畜牧意味着社会中进行农耕和负责放牧的劳动力的分化，游牧则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但游牧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而是需要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必需生活资料。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为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为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它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种植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大豆的驯化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则可能是最早驯化、种植大豆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有大豆的种植，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摘编自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