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包身工（节选）
夏衍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作“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儿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两千个左右衣服褴褛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作“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两千个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儿的，三十五十；多一点儿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儿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文本二：
其实，20年代后期，我就着手收集包身工素材了，到了1936年才完成，前后历时达十年之久。1927年开始，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和做工人运动的同志，从他们口中，我了解了包身工制度和他们的遭遇，我觉得非把这个地狱揭开不可。为了看到包身工们早出晚归的上下班的生活，我足足打了两个月的“夜工”，每天半夜三点来钟起身，走十几里路到包身工们上班的杨树浦，混身于其中。这两个月，我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包身工们非人的生活。我本想写篇小说的，调查结束后，觉得小说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所以，我就把调查到的材料，不带虚构，如实地写成了《包身工》。
（节选自《夏衍谈〈包身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