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编户齐民到汉代以后成为基本户口管理制度，但是“编户”是名副其实的，“齐民”却并非等齐，经过唐宋变革，才发生了转变。唐中期以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大大增加，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导致土地的加速流转，使世族地主土地所有权的稳定性丧失。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从承担国家服役角度讲，国家臣民不分贵贱。唐中叶以后，出现了一批由商业而兴的城市，城市商业繁荣，出现一个较成熟的市民群体。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这就冲击传统的等级制度，促使社会趋向于“等齐化”。由于社会趋于等齐化，由等级身份决定的各种社会束缚有很大松动，社会流动性扩大了。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材料二 认为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是把“分科取士”，特别是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所用的指标虽然没错，但相对表面化，没有抓住科举制度的精髓。认为科举始于唐朝，则是把“允许自由投考而不是全靠地方政府举荐”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才真正抓住了科举制度的精髓。科举真正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开启了自由报名，在影响人才选拔的诸多因素中，家族门第开始后撤，个人的才学能力得以前进。科举创立于唐朝，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时代。因为从宋朝开始，科举才有了影响、塑造甚至定义时代的意义。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三 宋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士大夫试图以“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个体伦理自觉来确立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舍生取义，毁家纾难，临危受命。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