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文字有言情、说理、叙事、状物四大功用，在文学的文字中，无论是说理、叙事、状物，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若不然，那就成为枯燥的没有生趣的日常应用文字，如账簿、图表、数理化教科书之类。不过这种界线也很不容易划清，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情感是容易为理、事、物所触动的。许多哲学的、史学的甚至于科学的著作都带有几分文学性，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不运用言辞则已，一运用言辞，就难免要表现几分主观的心理倾向，至少也要有一种“理智的信念”，这仍是一种心情。
情感和思想通常被人认为是对立的两种心理活动。文字所表现的不是思想，就是情感。其实情感和思想常互相影响，互相融会。除掉惊叹语和谐声语之外，情感无法直接表现于文字，都必借事、理、物烘托出来，这就是说，都必须化成思想。这道理在中国古代有刘彦和说得最透辟。《文心雕龙》的《熔裁》篇里有这几句话：“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用现代话来说，行文有三个步骤，第一步要心中先有一种情致，其次要找出具体的事物可以烘托出这种情致，这就是思想分内的事，最后要找出适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情思化合体表达出来。近代美学家克罗齐的看法恰与刘彦和的一致。文艺先须有要表现的情感，这情感必融会于一种完整的具体意象（刘彦和所谓“事”），即借那个意象得以表现，然后用语言把它记载下来。
我特别提出这一个中外不谋而合的学说来，用意是在着重这三个步骤中的第二个步骤。这是一般人所常忽略的。一般人常以为由“情”可以直接到“辞”，不想到中间需经过一个“思”的阶段，尤其是十九世纪浪漫派理论家主张“文学为情感的自然流露”，很容易使人发生这种误解。在这里我们不妨略谈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和分别。艺术（art）原意为“人为”，自然是不假人为的；所以艺术与自然处在对立的地位，是自然就不是艺术，是艺术就不是自然。说艺术是“人为的”就无异于说它是“创造的”。创造也并非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自然就是艺术所本。艺术根据自然，加以熔铸雕琢，选择安排，结果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世界。换句话说，自然需通过作者的心灵，在里面经过一番意匠经营，才变成艺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全在“自然”之上加这一番“人为”。
这番话并非题外话。我们要了解情与辞的道理，必先了解这一点艺术与自然的道理。情是自然，融情于思，达之于辞，才是文学的艺术。在文学的艺术中，情感须经过意象化和文辞化，才算得到表现。人人都知道文学不能没有真正的情感，不过如果只有真正的情感，还是无济于事。你和我何尝没有过真正的情感？何尝不自觉平生经验有不少的诗和小说的材料？但是诗在哪里？小说在哪里？浑身都是情感不能保障一个人成为文学家，犹如满山都是大理石不能保障那座山有雕刻，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作家如果信赖他的生糙的情感，让它“自然流露”，结果会像一个掘石匠而不能像一个雕刻家。雕刻家的任务在把一块顽石雕成一个石像，这就是说，给那块顽石一个完整的形式，一条有灵有肉的生命。文学家对于情感也是如此。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观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练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摘编自朱光潜《情与辞》）
材料二：
体现着时代高度、描绘着时代气象的文艺作品，必定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地图。而要绘就这样的地图，作家艺术家们必须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当代文艺的历史方位就是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和梦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
生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作家艺术家既要像翱翔的鹰，又要像扎根土地的树。作为鹰，我们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从总体上把握时代与生活，在纷繁世相、茫茫人海之上，望得见斗转星移、百川东流。作为根深叶茂的树，我们要张开所有的枝叶和根须，吸吮生活的养分，感受这个时代经验与心灵具体的、细微的变化与律动。在人民的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欢愉和伤痛中，从人民生活一切鲜活和具体的方面，把握时代的大势，体现时代的精神。
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这意味着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成为时代生活灵敏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也要成为这个时代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要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投入党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在历史的主体中锻造、建构自己的主体。我们可以从优秀的文艺作品中鲜明地感受到那一代作家和一个时代文学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这样的精神，就是把文艺自觉地作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的一部分，就是作家艺术家的主体自觉地汇入时代和历史的创造主体之中。正是这样的历史主动精神，使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在百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高扬人民性的旗帜，成为参与推动时代前进的能动性力量，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铸就新辉煌。
（摘编自铁凝《让中国精神的灯火在新时代的文艺高峰上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