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竟陵派是晚明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它以钟惺、谭元春为领袖，因其乡贯（竟陵，今湖北天门）而得名，由当时一批志趣相投的文人共同组成。竟陵派集诗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于一体，因此也可称之为“文学创作—批评流派”。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它经历了迅速兴起而又迅速衰落的过程，评论界始终对其褒贬不一。竟陵派处于明代文学思潮史上的最后阶段，竟陵派远参七子派，近承公安派，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七子派的“复古”和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的主张，但在此基础上别出心裁。其中，“灵”与“厚”是竟陵派评判诗文优劣的重要参照标准，也是他们在诗文创作中极力提倡的美学追求，“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这不仅是竟陵派对公安派及其末流的创作存在浅率之病的补救，也是对其本身创作缺点的有效针砭。
关于“厚”的真正含义，钟惺、谭元春都未做出明确的说明，但在钟惺、谭元春两人的论诗作品中，以“厚”作为审美理想和标准的论述随处可见，推崇他们心中的佳作，因此人们可以从两者的言论或举例中去体会“厚”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谭元春曾说过：“古人数字，便如一篇大文章；今人一篇大文章不当数字。古人不全说出，无所不有；今人说了又说，反觉索然。则以古人简而深，今人繁而浅。古人是有意思，偶然露出题目；今人是遇题目，然后来寻意思，如何相及?”钟惺和谭元春都主张要向古代谚语学习，他们认为所谓古人作品中的“简而深”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字去表达更多的内容，从而避免文字冗长而缺少兴味的弊端。
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人人各显才情，这使诗歌出现直露浅白、粗俗鄙俚的弊端。竟陵派接受这一教训，提出“厚”这一主张，要求诗歌在含蓄蕴藉中起到诗教作用。例如，钟惺在《诗归》中评高适的《蓟中作》：““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思’，归咎于臣。同一忧感，不若此语得体，激切温厚。然‘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这一评价说明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与儒家诗教有相通的一面，也表明了钟惺求厚的主张中包含着忧国忧民而又维护帝王尊严的双重含义。
竟陵派强调在一首诗中，诗所表达的情感越深刻、所包含的内容越丰富，这首诗就越“厚”。正如《诗归》中评刘慎虚诗：“诗少而妙难矣，然难不在陶洗，而在包孕。妙不在孤严，而在深广。读慎虚一字、一句、一篇，若读数十百篇，隐隐隆隆，其中甚多。吾取此为少者法。”这段评论很明显地指出了诗境的“厚”与诗歌中所蕴含的内容多少相关联。因此，真挚的情感与充实的内容是一个作品整体的体现。一个作品想要达到“厚”，那么它一定要包含很多内容，所抒发的情感也一定十分深厚。
总之，竟陵派把“灵”与“厚”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及重要的美学追求，试图用七子之“厚”来弥补公安派的直露浅率，用公安派的“性灵”来补救七子的模拟蹈袭及“肤廓”之风，提倡诗人要保持自己的“灵心”“灵眼”“灵气”，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是诗人必不可少的素质；同时主张诗人采用读书学古的方法，将古人之精神内化为自我之思考，打通古今界限，将其融合以达“厚”之境界。“灵”内在于诗人个人素质之中，而“厚”是审美理想的表达。
（摘编自宋姗姗《论竟陵派诗学的“灵”与“厚”》
材料二：
竟陵派不仅论“厚”的内涵，而且论述了实现“厚”理想境界所必需的具体要素。钟惺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与高孩之观察》）欲臻达“厚”之理想，必有“灵”和“学”这两个要素。
“灵”首先是某些诗人必备之“灵心”，这个“灵心”是先天禀赋，非后天人力造就。这和公安派前期的“性灵”有相通之处，它也有重先天的“韵”“趣”成分，不过公安派的“性灵”主要内容是“真性情”，后期并不完全排斥后天修养学习。确切地说，竟陵派的“灵”“灵心”应是前期公安派所说的性灵。从此角度，认为“灵”吸收或承继公安派前期的“性灵”很有见地；其次，“灵”“灵心”是作诗的必备天分，“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这也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作诗的“诗心”，“灵心”是“诗心”的基础，天生智力低下的人具备“诗心”的机会渺茫；再次，有“灵心”的作者所写出的字句或诗的内容会“灵动神妙”，独具特色，趣味横生。
“学”，竟陵派诗论中许多地方主张作诗从学上下功夫，钟惺赞同“养志读书”，以达于“博识”，如“学者不肯好学深思，畏难就易，概托于和平冲淡以文其短，此古学之所以废也。”（《文天瑞诗义序》）一句话，所谓“学”，就是竟陵派主张诗人需要后天的学习，诗歌创作需要后天的学识修养。
如何处理“厚”与“灵”“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文论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刘勰曾云“文章由学，能在天资”，先天的才气居于主导，后天的学习锤炼居于辅助地位。到明代，主张复古的七子派尊学问，重积学，把后天学习放在首位。晚明时期，由于革新思潮的影响，重性灵者重才，看重作者的天赋和自由创造。以才为主、提出横绝千古的“才”理论的是明末启蒙美学思想家徐渭、汤显祖等人。竟陵派把才和学的关系辩证统一地论述，是对复古和性灵两家诗学思想综合折衷的又一次生动有力证明。从此方面也可以解释竟陵派为何影响大于公安派，公安派强调识高、性慧、趣韵高远等，这固然是诗中重要因素，然而携有先天个人色彩和玄妙特征，可遇不可求，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令人无法效仿揣摩。而竟陵派的选评《诗归》的目的，就是把作诗诀窍“和盘托出，亦一片婆心婆舌，为此顽冥不灵之人设”（《与高孩之观察》）。世上大多资质中材之人，竟陵为之提供学诗的揣摩样板，编选《诗归》，自认为“拈出古人精神”“使其耳目志气归于此耳”（钟惺《再报蔡敬夫》）。这为初学者和平庸之人作诗，指明了比较具体的方向。
（摘编自李桂芹《竟陵派的诗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