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通常被称为“大家庭”。我在《江村经济》中把它称作“扩大了的家庭”，现在我却觉得，将之称作“小家族”更加恰当。
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承担子女生和育的生育社群。在由个人来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就每个家庭来说，生育的功能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自己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家庭这社群因之是暂时性的。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
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夫妇之间的合作并不因儿女长成而结束。夫妇之间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营了。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亲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但是和平常我们所谓的族也不完全相同，因为“族”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因此，我使用“小家族”来指称家。两者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只是在数量、大小上有差别，但一字的相差，却说明了这社群的结构性质。
形态上的差异，也引起性质上的变化。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家变成氏族性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一方面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由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所以这个家也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称我们这种社群为小家族，也体现了长期性和临时性的差异。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家族》）
材料二：
家庭是村庄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是差序格局的核心，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核心关系。传统村落在家庭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宗族、家族这样的社会结构。所有家庭成员都对家庭以及所属的家族负有责任与义务（所谓的“光宗耀祖”即为此义）。这便是“家本位”，既包含“家庭本位”，也包含“家族本位”。理解家庭和家本位是理解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关键。
在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家族等传统功能性组织已经逐步解体，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下降到家庭这个行动单元上。但是家庭仍然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家庭始终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的伦理责任、道德义务乃至生命价值，仍然是以他与家庭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
费孝通晚年赋予差序格局新的意涵，“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所以，差序格局并不必然会导致人人为己的自私，通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也能实现一种基础作用的公德，而家本位恰恰是推己及人的起点。比如，“仁”“义”产生于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推及他人，就构成中国人行动伦理的基础部分。
我国能在短时间内动员群众实现联防联控，有效阻断疫情传播。这不仅得益于各级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也与家本位的文化传统有关。面对疫情，家本位的观念使老百姓形成照顾家人、保卫家园的朴素情怀，这是我们能动员全民抗疫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家国关系始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国家政治以人民利益为本，人民群众以爱国爱家为美德、以家齐国治为己任，是上下同心、稳定繁荣局面的关键所在”。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国家为乡村提供大量治理资源，使得村庄治理带上了“自上而下”的特征。但是，家本位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推己及人的过程，村庄的团体组织和群众动员也要通过新礼俗慢慢培育。这个过程与基层治理追求制度化、标准化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张力。如何正视家本位逻辑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使之更好地为乡村现代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服务，需要更具体和深入的研究。
（摘编自付伟《家庭本位与村庄治理的底层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