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学术界探讨墨家兼爱思想的文章非常之多，学者们大都通过“仁爱与兼爱”的对比讨论兼爱思想，认为儒、墨之异在于仁爱与兼爱的不同，然而笔者认为，兼爱是对仁的一种重新诠释。梁启超先生认为“兼相爱即仁，交相利即义。”唐君毅先生认为“则墨家之兼爱，明与儒家之仁爱极相似，而亦为一仁教。”墨子正是通过批判不相爱与自爱，提出了兼爱思想。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普遍之爱，不管人的贫富、强弱、贤愚，不论人的亲疏远近，都应该兼爱，兼爱也表现了人类的同类意识和平等意识。由此，墨子以兼爱为根基构建了墨家的“新仁学”。

②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和墨子皆以仁义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以爱为契机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仁，主张爱人为仁，又主张“为仁由己”，“爱人”凸显了仁的普遍性，“为仁由己”则突出了仁的内在性。可以说，仁既有普遍性又具有内在性。墨子吸收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儒家仁学思想吸收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兼爱学说，并建构了墨家的“新仁学”。墨子一方面主张兼爱，另一方面强调仁义价值来源于天志，前者展现了仁爱的普遍性，后者显示了仁的外在性。所以，墨子的仁具有普遍性和外在性的双重特性。

③孔子后学重视孝悌，把孝作为实现仁爱的基础，从而突出了亲亲之爱。曾子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浦之而衡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孔子以仁为核心，曾子则把孝提升为核心范畴，将孝作为天地之根本法则。曾子重孝就改变了孔子以仁为主导的思想方向，使孔子的仁学遭到扭转与颠覆。从孔子到曾子，儒家的仁学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

④墨子批判了孔子后学的这种观点，认为孝的凸显会导致人们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对不同人施与不同的爱，在墨子看来，血缘之爱无法实现普遍之爱。墨子看到了爱人与爱亲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兼爱。墨子还思考了仁义价值的根源，用天志来担保仁义，从而突出了仁的外在性和普遍性。

⑤在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墨子重新确立了仁义价值的超越性和神圣性。与孔子的仁学相比，墨子的仁学具有了一些新特点。

⑥第一，《墨子》一书中首次出现了仁义连用，且极其普遍。《墨子》一书中还出现了仁义对举。“子墨子为鲁阳文君曰：  ‘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在这里，窃犬窃彘固为不仁，窃国窃城实为大不义，从反面将仁义对举且可以互用。“仁义”不是仁与义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或者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联系，还有内在的紧密关联。首先，墨子认为义重于仁。其次，墨子认为仁义互补。再次，墨子认为仁义皆外在。最后，墨子认为仁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可以说，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义”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一对范畴。墨子最早仁义连用，把仁义作为核心范畴，从仁义价值出发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⑦第二，墨子突出了仁的外在性。孔子论仁，以个人的道德自觉为起点，孟子论仁以恻隐之心为发端。墨子则与之相反，“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认为仁义的根源是天，用天来保障仁义，也使仁义具有了外在性。

⑧第三，墨子还突出了仁的普遍性。墨子的仁爱表现为对弱者一视同仁，对饥者、寒者都要有仁爱之心。“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子用兼爱来重新诠释仁，赋予了仁以普遍性。

（摘编自盖立涛《墨家“新仁学”思想探析——以先秦儒、墨仁学比较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