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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时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放眼全球，这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效解决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在各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绝非自然而然，而是要面对以物欲化、享乐化、个体化为特征的消极价值文化的冲击。一些发达国家日益暴露出的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等弊病，一些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深陷两极分化、政治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业化、技术化、资本化以及文化变迁的现代化诸场景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第一，近代社会“人性位格”的降低，导致物质享乐主义的盛行，加剧了对价值的消解。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既有以感性为基础的肉体性和物质性的“人性位格”，也有以理性为基础的灵魂性和精神性的“人性位格”。纵览西方主流思想史流变，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人性位格”呈降低趋势。工业革命以来，以霍布斯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偏重人的感官感受，肯定苦乐感对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支配性，推崇快乐生活，助推以满足人的感性需要、感官快乐为宗旨的物质享乐主义思潮的流行。及至当代，质疑理性是后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对普遍化道德的否定，对个体“感受性”和“喜好性”的强调，不仅加剧了社会价值的分歧与冲突，而且使一些人由价值虚无走向了精神空虚。
第二，工业化、科技化、信贷化的聚合效应，导致以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为目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大生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物质产品愈益丰富，为社会成员的消费和享受提供了充足物质基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消费信贷的耦合，不仅刺激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欲望，而且加剧了商品的非价值膨胀，形成了超前消费、符号消费等无节制的物质享乐和消遣的消费主义社会思潮。
第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利倾向和货币的泛化，诱发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的大繁荣，却也使得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先后出现了美国学者桑德尔所说的“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的现象，出现了“市场跨界的货币泛化”问题，致使“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其结果是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泛滥，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由注重精神生活向物质生活的偏移，一些人把物质享受当成了人生的唯一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面对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等问题，也要面对物质主义、货币文化、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对精神文明的挑战。如果不能避免物质文明发展而精神文明式微的现象，就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摘自《如何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