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反哺是我们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独有的现象，它的产生一方面同亲子两代人各自的身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更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造就的。就前一个因素而言，由于亲代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加之文化程度和理解力的限制，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比之下，子代对新事物却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他们不会受制于既有知识的掣肘。如此，对年长的一代来说，当出现与旧有的经验不一致的新知识时，新知识可能被视为是怪异的；但对脑袋里根本没有旧框框的年轻一代来说，新知识则是天经地义的。
要想解释文化反哺的产生动因必须回到社会的维度上来，回到与社会变迁及因变迁而带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同辈群体的重要性凸显等结构性因素上来。只有在这样的因变迁而发生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下，我们才能够说明文化反哺产生的真实原因。
造就文化反哺这一代际颠覆景观的首要动因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启动的以转型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社会的急速变迁，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导致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旧习惯和扑面而来的新规则的并存于世，而它带来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结果是：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这其实就是社会变迁引发“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外在的宏观背景。
中国社会最近40年来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它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年长的一代从传统带入现代，使他们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废弃了他们在前半生中获得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孩子面前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人。许多父母都感到孩子们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因此他们超过自己是必然的。进一步说，正是这场延宕40年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社会转型，加之中国融入世界之后迎来的同样巨大的全球化浪潮，在使形形色色的新旧传统都渐渐变成不适应社会进步的旧习惯之时，也为各种各样新规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成千上万当年饱受旧习惯之苦的年长一代，今天又开始面临新规则的无情挑战。
文化反哺究竟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从表层意义上说，文化反哺的意义起码有二：其一，它提高了年轻一代在家庭及社会中的代际地位；其二，它提高了年长一代适应变迁社会的能力。从深层意义上说，文化反哺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改变了文化传承的方向，或者说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
（摘编自周晓虹《文化反哺：生发动因与社会意义》）
材料二：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文化反哺是社会的急剧变迁给中国人带来的独特心理体验，是学术界不能忽视的研究命题。通过对200个家庭亲代（传统世代）和子代（E世代）共计4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与配对比较发现：亲子两代中不但存在显著的新媒体采纳代沟，也存在显著的新媒体使用代沟；在此基础上，亲子两代所掌握的新媒体知识差距显著，导致家庭内的文化反哺显著多于文化哺育。
年龄、教育和收入等人口特征对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媒体采纳和使用的代沟在父母为50后、子女为80后的家庭中最大，在父母为70后、子女为00后的家庭中最小。或许是因为50后父母已经放弃学习新媒体知识，缺乏接受文化反哺、弥补数字代沟的主观意愿。数字代沟最大的家庭内文化反哺并不是最多，而在父母为60后、子女为80后的家庭中文化反哺程度最高。调查发现，子女教育程度和收入不但能影响数字代沟，而且能影响文化反哺，但父母教育程度和收入仅能影响数字代沟。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数字鸿沟其实是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本调查结果证明，亲子两代的教育差距是造成数字代沟的最主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学持续扩招，在我们调查的200个家庭中，由50后、60后和70后组成的亲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仅23.1%；而子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高达56.0%，其他人则多在中小学阶段，将来也极有可能进入大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家庭内亲子两代教育程度的差距还将增大，这将继续拉大数字代沟，并诱发更多的文化反哺。
诚然，不断加剧的数字代沟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研究显示，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在子代对亲代日益频繁的文化反哺过程中，施教与受教角色的互换非但没有对家庭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反而富有建设性地改造了被“三纲五常”固化异化的亲子关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双方所感知到的亲子关系越和谐，而且父母也越能够尊重子女。传统世代如果能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场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那么就会发现，“E世代”借助新媒体所发起的挑战，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赢得本应属于他们的平等与尊重。
（摘编自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