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因为他们是“文盲”，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②我记起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总夸奖这些孩子聪明。这等于说教授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但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小学生捉蚱蜢，那些“聪明”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
③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因为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我为自己孩子所做的辩护是不是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呢？ 我想是很适当的，乡下孩子不像教授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
④这样看来，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⑤乡土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面对面的社群”。在这样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归有光的《项脊轩记》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凭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可以不必通名报姓的。“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 声气等都可以是足够的 “报名”。
⑥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
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瑶山，部落有急，就派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⑦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和艺术。文法和艺术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⑧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得尽量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显得迂阔而又可笑。
⑨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 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传真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⑩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这个筛子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贺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⑪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