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中国历史地理学脱胎于传统沿革地理，从它与地理学的关系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属于沿革地理阶段。当时的研究者不需要经过地理学训练，只要有一定的空间意识，运用常规史料分析考辨手段就能把问题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历史地理学开始向现代科学体系演进。随着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引入，研究者需要懂得地球表层演化的科学原理，以此为指导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史料加以分析和解释。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获得空前发展，得益于深度的史地交叉融合，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架构迅速构建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历史地理学对现代地理学的诉求仅限于科学原理和基本工作思路，至于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仍以传统文献描述为主。此后，历史地理学进入第三阶段，即大数据时代。
②相比于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数据规模显然难以与之相提并论。不过较之于以往的历史地理研究，数据增量已经不可以道里计。其中，资料的可得性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原藏于海外、民间以及各公藏机构的大宗史料不断面世，很多史料可以通过网络便利地获取。因此，资料范围较之过去大大扩展，数据资源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此时历史地理学要取资于地理学的，就不仅包括科学原理，还有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研究手段和技术路线，甚至还有新的问题形态和提问方式。
③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对待数据，地理学和历史学存在着天然的不同。地理学的目标是把空间差异讲清楚。为了精准，不得不运用大量数据。其所用数据，绝大部分不需要自己去生产，至少不需要手工生产。而历史学的本质是人文，它的论证讲史料。而史料首要的问题不是数量，而是真伪——这史料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说明了什么？然后才是对它的提取和利用问题。去伪存真，尽量采用接近第一手的史料，才会赢得认可。若是一味地堆砌史料，往往不被接受。因此，从史料中进行数据提取，有不少学者是相当抗拒的。他们觉得史料很难量化，量化后貌似精确，实则失真。只有文字描述才能“柔软”地贴近历史事实。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
④数据提取是有边界的，即数字人文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为人文研究服务，而非消解传统人文研究。因此，将史提取成数据，只能针对可量化的内容。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重建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应该是当务之急。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以气候、地貌最为重要，而人文地理环境则以政区为基础。前辈学者将地理作为治史“四钥匙”之一，其实主要指的是沿革地理，重点是为了弄通历史地名变迁。研读史料，一定要清楚它具体的时空位置。史料所系的具体空间是靠历史地名来定位的。如果不了解其准确含义，对史料的理解便难免失真。
⑤数字化成果扩大了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也密切了历史地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当然，历史地理学也面临着挑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数据生产。虽然未来也许有应用遥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数据提取的可能，但目前数据产出主要还是靠人工，需要研究者从史料中去挖掘、考证、分析、判断。不妨说，历史地理学的很多研究就是一个自己生产数据的过程。这样的产出效率偏低，但在很多专题领域似乎很难有更便捷的办法。此外，由于资料密度的差异，所能复原的地理环境在不同时代的精度有较大差异。近现代的复原可以做到很精细；中古以前精度无疑要下降很多。有些问题可能确实无解，而有些可能只是未想到合理的技术路径，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多学科互动，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接近目标。
（摘编自张伟然《历史地理：数字人文的硬抓手》）
材料二：
历史地理学走向数字化发展道路是学科本身发展趋势使然，而数字化为学科进步提供了更丰厚的土壤，也展现了更广阔的前景，对于深化问题研究、加强学科综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区域环境变迁研究过程中，建立包括历史自然与人文多元要素的地理信息数据集，利用“格网体系”（Gids）的方法，将点、线、面数据进行格网化处理，把过去不能进行比较的人文与自然要素，经过标准化处理，落实到同一水平上，在同等面积之内比较各要素分布的密度差别，从而评估不同地域的要素发展程度与水平，揭示地表覆盖的空间形态。可以说，这也是解决历史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研究相互割裂问题，突破学科界限、进行历史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一个思路与方法。
当然，就目前历史地理数字化发展来看，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将中国传统缺乏计量的文献史料进行数字转换，本身就是非常艰难的攻关。这中间需要制定数据标准、设计数据格式、进行数据编码，从各种文本资料中提取能够进行时空对接的数据，其中不同的要素都有不同的格式要求。历史地理工作者既要对中国传统文献有基本认知，还要了解数据库建设的要求，而文本、图像的自动化提取工具与模型还非常不够，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才刚刚开始。
（摘编自张萍《数字时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