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外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对外国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各种现象进行描述、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在意义和本质特征，作出历史的、思想的和审美的评价。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可以说，经典作品是在一定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佳结果，它既积淀着某些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又制约着此后的文学生产。

文学经典作品和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关系密切，它既是话语体系的主要言说对象，又是这种话语体系形成的资源。

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经典作品始终是出发点和归宿，无论哪一个时代、民族的文学，也无论哪一种文学思潮、流派和倾向，都是以某些经典作家作品为标志的。这些文学经典构成了各民族、各时代的一座座“高峰”，代表了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建树、价值和特色。如果疏离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就只能是一种空谈。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形成的感性资源。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批评文字本身应当是以文学性语言写成的，这种文学性语言主要来自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往往通过自己的经典作品为本国文学创立了规范性语言，这些经典本身也成为本民族标准文学语言甚至标准普通语言的最佳体现。如意大利民族诗人但丁的《神曲》实践了他在《论俗语》中提出的主张，成为以意大利语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不仅为本民族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民族语言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哈姆雷特》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语言丰富、生动、形象而富于变化，各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各具个性特色。这些经典作品有力推动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典范。由此可见，标准、纯洁、流畅而优美的语言就存在于一部部文学经典中。系统而经常地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既为文学感性经验的积累提供了保证，也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经典阅读是研究者加强语言修养的基本训练，是不断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体操”，是使学术话语规范化、完善化的必由之路。事实上，每一位真正有成就、形成自己话语特色的作家或研究者，都离不开经典作品的长期熏陶与滋养。

广义的“文学经典”应当包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这类经典是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直接理性资源。朱光潜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书籍虽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另一部是十九世纪初期黑格尔的《美学》。”如果说文学理论经典阐述了文学的基本原理，经由对文学的起源、本质、构成因素、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系统探讨，构成了关于文学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基本观念体系，那么文学批评经典则通过对文学现象的深入研究，显示出历代研究者的关注侧重、问题意识、切入视角和批评方法。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术语、核心概念和常用提法，乃至行文方式和话语风格，都为后来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范例与参照。沿着文学批评史的脉络系统阅读德莱顿、狄德罗、萨缪尔·约翰逊、莱辛、别林斯基、圣伯夫、泰纳、勃兰兑斯等批评家留下的文学批评遗产，就有可能掌握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避免被某种偶然碰见的“最新”理论著作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哈罗德·布鲁姆才一再强调：“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毫无疑问，熟读精研外国文学批评经典是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必要而可靠的基础。

(摘编自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

材料二：

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转向和拓展。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现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吠陀《圣经》《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

(摘编自吴笛《谈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转向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