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主题思想加上合适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品。这种说法勉强也能成立，只不过，那是指常规的好作品，而不是指真正的杰作，更不是指伟大的作品。
②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现在我们似乎说得出几句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结论，但那是后人强加给它们的。后人为了讲解它们、分析它们，就找了几条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其实那些“拐杖”都不属于伟大作品本身。例如，人们常常会说《离骚》的主题思想是“怀才不遇的爱国主义”，说《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歌颂封建家庭叛逆者的爱情”，其实都是不对的。在西方艺术中，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几部最好的悲剧，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罗丹的绘画和雕塑，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也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题和结论。讲得越清楚，就离它们越远。
③要用艺术方式来表现大科学家伽利略，有两种常规选择：一、通过伽利略对天文的观察和发现，表现人类与自然的贴近和较量；二、通过伽利略与罗马教会的冲突，表现科学与迷信、人格与神格之间的较量。但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摒弃了这两种选择，他在剧作《伽利略传》中故意安排了一个最为难的结构：伽利略在教会的火刑威胁前屈服了，公开宣布自己的科学发现是谬误，教会因此赦免了他死罪，而他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也从道德上把他流放了，再也没有人理他；孤独的老人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甚至比二十年前的发现更重要。这让他的学生们产生了困惑：他当初该不该屈服？当初如果不屈服，必定死亡，那也就说不上后来的科学成就了；但是，屈服又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显然，布莱希特自己也没有结论，甚至连偏向都没有，他让广大观众与自己一起卷入苦恼。但对艺术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让人们因苦恼而高贵。
④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也是如此。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中，作者对于老人与海的搏斗展开了很有力度的描写，但这并不是这个作品走向伟大的理由。它走向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谁也说不清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如果有一个读者说老人是胜利者，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拿出充分的理由说老人是失败者。彼此相反的理由可以是四条、五条、六条，乃至无穷，条条都有驳难者。于是，人们不能不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几乎都是如此：永久的两难，永久的转换，永久的无解。
⑤其实，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这种两难早就有过深入论述，他把两难结构的哲学原理，归结为“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也可称之为“二律背反”。由于“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设计的戏剧情节，因此这种“背反”是两强共构。如果对峙的两方面有了强弱，那就很快构不成对峙，对峙成了虚假。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几个最高典范，都是两难结构。
⑥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存在两难的结构。那这两难结构能在中国作品中获得印证吗？当然也能。从《离骚》到《红楼梦》，最伟大作品的背后，也都埋藏着“二律背反”的两难。
⑦两难结构有一个巨大的陷阱，让大量有可能问鼎伟大的作品失足其间，结果只能保持杰出，却与伟大无缘。这个巨大的陷阱，可称之为“两难的调解方案”。这种调解方案，是出于世俗心理而在万丈深渊上勉强勾画的安慰之桥。勾画这种安慰之桥的，首先是评论家。他们首先要安慰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因为他们的天赋和心力理解不了万丈深渊。例如评论《伽利略传》，评论家最常规的说法是，布菜希特塑造了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矮子”等，硬是让一个人的“自身矛盾”来解释世间人生的共同难题。不少评论家还会寻找政治原因、历史原因对作品的两难进行解释。而对于创作者来说，艺术创作中，最怕“洞察一切”“看透一切”的宣教。《三国演义》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把书中的故事全都高屋建瓴地看透了，从这一点上说，《三国演义》是优秀作品但不是伟大作品。
⑧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在于它的不封闭。不封闭于某段历史、某些典型，而是直通一切人，也不封闭于各种“伪解决状态”，而是让巨大的两难直通今天和未来。一般说来，不封闭程度越高，也就越伟大。
（摘编自余秋雨《伟大作品的隐秘结构》，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