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学者往往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与同一性，归因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思想的塑造。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先从地理环境来看，青藏高原隆升形成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种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和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比翻越高原峻岭向西发展对自身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运动方向：不断向内凝聚，多元融为一体。
再从经济条件看，作为中华民族主体部分的汉族所处的中原地带，在经济富裕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始终高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四周边疆地区。这种“中原富于周边”的地理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原地带不对外扩张谋求生存空间。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增多，中原农耕地区也不乏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何以中原地带不对外扩张呢？这不得不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农耕文明在生产方式上的显著特征在于“地理依赖性”。由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无法实行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只能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高度内卷”，而不是对外拓殖经济版图。重要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竟然产生了两种文明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的耦合互补结构，这一点已经为茶马互市的历史所验证：马对农耕文明而言是军国大计，茶对游牧文明而言则是牧民生计，二者彼此依赖，互通有无。更为重要的是，经由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从冲突走向融合，中华民族也由多元走向一体。
与用武力对外征服，中心向四周扩张的帝国模式相比，向内聚合机制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值得注意的是，向内聚合是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越是包容，越能得到认同，越是得到认同，越能维护统一，这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凝为一体、牢不可破。
（摘编自张梧《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材料二：
中国在汉代走向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思想演化的始发点是生生、生长，这必然与农耕生活有关。因为农耕之事，生长唯大，人们播下种子指望谷物生长，因而浇水施肥、改良土壤、深耕细作。中国人理解的存在之道，就是生长之道。从博弈论视角来看，“旋涡模式”是历史中国的生长方式，即四方族群不断聚集于中原而逐鹿中原，中原因此成为一个“旋涡”，将周边多族群、多文化卷入旋涡的博弈游戏中，历史中国得以在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中不断生长扩大，并保持了文明的连续性。
历代统治者逐鹿中原的动力，在于掌握了中原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就可以最大化地节省统治成本，达到最大化的统治利益。在中原精神资源中，最重要的是文字，掌握了文字也就掌握了历史的书写权，就有了文化上大一统的可能。中原最早发明和掌握了文字，以汉字为载体的思想系统，是当时中国最具优势的精神资源，正如许倬云所说，“这一文字成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周人之所以能够接续商人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也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更重要的在于，象形的汉字，因其不以语音为中心，使用其他语言的所有其他族群都能够占有或分享汉字，这反而使汉字可以独立于中原语音而成为普遍共享的精神载体。这种开放性与可共享性，决定了争夺中原的各方势力都可以非排他性地使用这项资源，进而向周边不断辐射与扩展文明的影响力。
中原的精神资源还体现在周代开创的天命观与大一统观念，两者都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天命无私原则，成为政治合法性获取的最低成本策略，也是最高收益策略，可以带来滚雪球效应。这样，中原的精神权力和合法性资源就成为天下群雄争夺的目标，“逐鹿中原”成为集体的理性选择。
因此，中国之所以能维持长久存在、历经变化而不被解构，在于它有一种“通过自身的变化而把外部性转化为可以借力的力量”。中国不断地在变，就像滚雪球一样将周边的族群与文化不断卷入、融合进原来的华夏共同体，生长壮大为一个核心明确、边缘模糊、可以无边生长的“文化中国”。
（摘编自王凯歌《中华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断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