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邦有道，则什；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认为这才是君子所应有的模样——这其实也是儒家思想里的待时之隐，个人的或仕或隐，是与国家政治命运息息相关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儒生们的隐，是身不由己的。而与儒生们的身不由己不同，另一类人的隐则是遵从自己内心真实意愿的，这就是侠士。
事实上，侠士的归宿也无非只有两种：出或隐。而侠士的出，则又有生或死两种结局。侠士出而生的典型代表，应该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黄蓉夫妇了。他们的侠义是大家公认的，是称为“大侠”的典型，是以诚信、责任、民族大义为基础的，是能为国、为民、为正义而舍身成仁的大侠，是宽容、憨厚、尊重人的生命的大英雄。但是，郭靖、黄蓉二人在出仕之后的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黄蓉，在与郭靖结为夫妇共同为朝廷效力之前，古灵精怪、冰雪聪明的侠女形象深入人心，但是二人在为朝廷效力之后，就连行侠仗义都要有所顾忌，实在与当初行走江湖之时的洒脱有着天壤之别。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郭黄二人的出仕，导致了他们自身侠义之气的消磨乃至丧失。
侠士出而死，则应该分开来看。有自愿赴死的侠士，也有为朝廷所戕害的壮士。自愿赴死的侠士自古以来数不胜数，典型的就有刺秦王的荆轲和刺赵王的豫让。虽然这二者都是刺客出身，但是他们都是在明知自身性命不保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行刺国君，这也是侠义的一种表现。出而死的另一类代表，就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了。这就是《水浒传》里以宋江为代表的被朝廷招安的一众侠士，其悲壮的结局也恰恰说明了政治之于侠士，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地。
侠义之士最好的归宿莫过于隐逸了。选择出仕的侠士们，不管是生是死，最终都是与侠的本意相背离并且渐行渐远的。而说到侠士之隐，就不得不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巨子墨子。虽然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在主流上都属于入世思想。但是由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学派，也对隐逸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墨家人物任侠使气，仗义执言，因此“墨子之门多勇士”，注定了墨家门人的崇侠尚武。墨家思想直接影响并形成了后世的侠士与侠文化，并进而影响到隐逸文化，造就了许多亦侠亦隐者。作为墨家的首任“巨子”，墨子在后人心目中是一个具有大侠风范的人物。但是，在诸侯纷争的乱世，他“兼爱”“非攻”的社会理想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为那个时代付出了自己的所能之后，墨子最终选择了隐退。
不管侠士是出还是隐，都是有原因的，尤其是隐。关于隐逸的原因，如果深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侠士们一心向道这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侠士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隐退，正是在社会外力的作用下，自我选择的归宿。
（摘编自《浅析侠文化中的“隐逸”之道》）
材料二
《红楼梦》中的倪二本是一个市井泼皮，主业是放高利贷。当落魄的贾芸偶遇老练的泼皮，倪二援助贾芸却超脱了常理。将救人困厄的义行附着在一个市井恶霸身上，与贾府上下的世态炎凉形成鲜明对比，犹如冰雪世界里突然燃烧的一团烈火！小说中描写的社会已经没落，清净的大观园中亦是倾轧不断，矛盾重重。大观园之外的社会，似乎人人争相逐利，每一层人际关系都可用钱戳破。官府、家族、亲人都靠不住，无处能寄托希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没有恩义可言，最终施恩相助的是一个道德秩序之外的泼皮恶霸。他是贱民中的恶人，却大谈“相与结交”，满口义气。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倪二不是君子，实属小人，但又是重义轻利的小人，是一个善恶并存的“义侠”，包含了作者的讽刺与无奈。究其创作根源，倪二并非凭空虚构的人物形象，而是现实人性的写照。曹家家道中落，历经变故，潦倒的人生，才可能遇到市井的泼皮无赖，在结交过程中发现他们“恶”之下隐蔽的“义”。将小人物之“义”化入小说，正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高妙之处。
同时，《红楼梦》没有将倪二的形象拔高，而是保持了其“市井细民”的身份设定。倪二借钱给贾芸，虽充满义气，但他的本行是借贷，并非专门助人的义侠。倪二之于贾芸，是市井侠义，既有他根深蒂固的市井气，又有市井气之上的道义气。在此之前，传统侠义类型中很少出现如此冰火统一的人物形象。
《红楼梦》中出现侠义人物及侠义情节，并非偶然。也许在作者的最初构想中，倪二等皆属侠者，他们的行为处事与世族子弟的“臭浊逼人”不同，他们身上体现了男性阳刚瑟落的一面，他们没有被社会制度碾压扭曲，还保留着相对纯粹的男性力量美、气度美。其意图或许是“以侠气涤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腐，补偿文人之心理”。在倪二身上，我们很容易发现传统侠义抒写的常见手法，包括其身份、性格、行为方式等。他们都用一颗“绝假存真”的心去处理生活事务，对利益之交的虚伪人情不屑一顾，在爱和恨、喜欢和讨厌的事情上立场分明。
（摘编自张玉梅《〈红楼梦〉中侠义抒写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