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白银输出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经济形势所迫，又是人民大众的需要。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西欧能以充足的贵金属白银货币向东欧购买食粮，弥补了西欧的不足。以东欧的粮食养西欧的工业，为日后欧洲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二）欧洲的经济生活历来与东方关系密切，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就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继续大力从事东方和世界贸易的可能。（三）尽管欧洲从美洲获得最大量的金银，但其生产能力未能与人口和货币量同步增长。当时市场的商品还是不足，不能消化这许多贵金属货币，于是不得不以其所得的40%以上的白银外溢。而中国吸纳了世界白银的半数后市场稳定如故。
由此使人得出这样的认识：16~17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表明当时欧洲还不可能成为世界白银旋流的中心或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而只是边缘地区。
——摘编自薛国中《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
材料二 就英国方面来看，19世纪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完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工业资本统治阶段。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国内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高速发展，大工厂产品极大丰富，并且已经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容量，它要求有广阔的市场以推销英国大工厂产品，要求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以便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英国的毛纺织业冶金业等也都希望在印度扩大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只有在国外办大工厂的情况下，这些产品才有市场……
还有，随着近代工厂制度在英国确立，一些英国商人看到从英国输入设备和先进技术在印度建立近代大工业，可以利用印度本地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土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正如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说：“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总之，英国向印度移植大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新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
——摘编自丁新艳《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近代工业化》
材料三 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命运已经是国际社会中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也承认，它们在相助怪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负责任大国行为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认识到共同问题的存在，并承认这些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因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是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命运要求人们转向共同安全原则，即从“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是基于“对抗”的原则，而只有在“联盟”或“自愿结盟”中“安全”才被赋予“共生”的意味。然而，在气候变化、生物和数字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太空运陨石及全球经济等共同威胁面前，“对抗型安全”几乎毫无意义。
——摘编自[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