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人们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是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学术界也一般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说，从二里头文化诞生到汉代，在这两千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都邑）是没有城墙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设防的，你相信吗?“大都无城”，就是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概括。
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城市这个概念。城市是一种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与前国家社会的关键区分点。古代城市往往是区域或社会组织的中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就是这类城市的重中之重。可见城市的本质特征中并不包含城墙，有没有城墙是从空间布局、从有无防御设施角度来说的，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考古学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城墙），“大都无城”概念的提出，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察。
我们试着勾画出中国古都的一个框架。都邑几乎是伴随着国家出现的，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在自最早的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曾魏邺城前近2000年的时间里，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是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城墙，这种现象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到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这与国家强盛的国势、军事和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在这一早期中国都邑布局的观察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是“大都无城”传统的肇始。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中间的宫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形状，特别像现在的紫禁城，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如果将二里头时代的聚落形态与该地更早的龙山时代做比较，最大的变化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十余万至数十余万平方米，扩大至300万平方米。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我们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由此可以推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所组成，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可以说，“大都无城”是最早的“中国”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大都无城”的一个例外是战国时期。春秋时，大部分城市依然是没有城墙的。如晋都新田就没有外城墙，而东周王城的战国城墙的两侧都发现了春秋大墓和车马坑，说明春秋时东周王城也根本没有城墙，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城围，也就是有了防御设施。这种特点在战国时代韩都新郑体现得更为明显。韩人放弃了难以防守的双洎河南区域，而以双洎河与黄水河的宽深河谷为天然屏障，沿双洎河北岸另筑了一道城墙；同时加宽、加高了新郑的北、东城墙，沿城墙内侧修筑道路，形成“环涂”。如此种种，都凸显了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期，都城普遍修筑城墙，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战国的这种情况并不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只有几百年的时间是有城墙的，这以后很快又回到了“大都无城”的状态。
再看看秦国的都城咸阳，我们发掘了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找到城墙的痕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有城墙了。文献记载曾经两次有狼群进入秦咸阳城里，狼群如果能进去，恐怕没有严丝合缝的城墙防守。咸阳北坂上有非常大的宫区，仿照六国宫殿的大型建筑在考古学上都被证实了，但就是没有大城圈。依战国时秦国和秦始皇那种气魄，一直是向外扩张的，所以根本没有筑城的必要。连阿房宫一带都是整个都邑的一部分，法天、象地、象北斗，如此巍巍大气，还需要用土围子围起来？再往后看看汉长安城。我们所发现的汉长安城城圈只是内城，因为城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和商业遗迹，构成首都圈的概念，有帝国之都的气势。可见，越是国力强盛，就越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国力强盛，又何必要城呢？这和我们现在说人民子弟兵是钢铁长城是一个道理。
如今，北京城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也从清代的小城圈到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