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当时文人集体编选，选录从周秦以迄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影响深远。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和文采兼善，后世流传甚广，萧统却弃而不选，后世学者为此众说纷纭。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已的大问题。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登合的现实意义。南北对峙，南北孰为正统的争论从未中断，而彰显正统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学——在思想文化上标榜己方为正统。对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临与消解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错位，要化解这种尴尬，就要争求思想文化之正统，《文选》及梁武帝时期多项学术文化工程的集中推进，即为此。
《文选》“序”类一共入选9篇序文，其中就有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二者都为帝王组织下的文人集会所作，决定了文章是为歌功颂德、美颂盛世而作。从集会地点来看，颜王二序所涉地点从字面上分别为“乐游苑”“芳林园”，实际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在创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将当时的都城建康比附为长安、洛阳，这正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中心”意识，充满对皇权的美颂。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涉地点“会稽山阴之兰亭”，是非常具体的江南地名，没有任何政治蕴含和历史想象。《兰亭集序》的内容，前半部分描绘士人欢聚场景，后半部分由欢乐现实转向对生命无常的思考，并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正是士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索和追寻。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背景、序文内容还是地名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来看，《兰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家诗教价值标准；而内容旨在美颂、形式典雅华美的颜、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赋诗、招揽文士和组织文学活动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选》之外，萧统还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一方面固然有对陶渊明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萧统从陶集中读到了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光辉，认为陶诗在当时社会“有助于风教”——符合他重视的文学教化原则。那么，蕴含着浓烈个人情感的《兰亭集序》，则与此格格不入。
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朝，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了南北对峙的战略优势。萧统既是太子，又是《文选》编纂这个大型文化工程的组织者。他以太子之尊亲自组织并参与《文选》编纂，正是顺应当时的政治文化需求，通过编选《文选》来强调梁朝为文化之邦，在文化上维护和彰显其正统地位，这是《文选》编选的深层政治文化背景。因此，与入选的另外两篇彰显王朝气象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相比较，更重抒发个体生命思考的《兰亭集序》被弃而不选，是情理之中的事。
（摘自宋雪玲《〈文选〉不录〈兰亭集序〉原因再探》）
材料二：
《文选》既然是文学总集，作品是否入选，还是需要回归文本自身，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深究起来，《兰亭序》落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文选》是选本，主要选录各种文体的重要作品。《文选》收录序共9篇，其中有石崇的《思归引序》。石崇虽是一掷千金的官僚富豪，但其文学成就还是得到后人认可的。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后于石崇的金谷送别57年，且《兰亭序》是模仿石崇《金谷诗序》而为。对比二序，思想和词句确有雷同。既然是仿作，文学价值大打折扣，故不录亦属正常。
王羲之文才达不到《文选》收录标准。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唐前文献更令人信服。就现有史料来看，时人或南北朝时期论及王羲之同时代人的文学成就，对其只字未提。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关于王羲之同样未见片言只语。可能是其书名太盛，遮掩了文学光芒。
王羲之以书法名世，而书法并非“胜事”。《兰亭序》成名，是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书法对六朝文人而言并非光宗耀祖之业。《世说新语》将能书善画的韦诞、顾恺之列入“巧艺”类中，《颜氏家训》将书法、绘画、卜筮等并列为“杂艺”，这些都显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和书法家地位不高。
萧统兄弟不认可王羲之的处世行为。萧绎在评论王述与王羲之结怨之事时认为，王羲之有错在先。古人事死如事生，王羲之书帖多有吊丧慰死之语，其“先墓”被毁，悲痛不已；而其却在王述居丧期间，大为不敬。并且右军半隐半仕，以退求进，沽名钓誉而已。不能绝对地说萧统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但在儒家道统承续上，萧统兄弟应是一致的
今天考论《兰亭序》入不入《文选》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文学影响和书法美学价值，而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古人以为美的东西，未必符合今人的审美需求。世殊事异，环境在变，社会在变，生活不同，审美会存在差异性。
（摘自宋战利《〈昭明文选〉为何不录〈兰亭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