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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李渤在《辨石钟山记》中记载：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有幽栖者，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冠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

由上文可知，李渤的考察有两点是苏轼所不及的，其一是“跻崖穿洞”，特别是“穿洞”，苏轼没有进行该项考察。李渤所“遇”的“双石”，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雨沧桑，苏轼也已无缘得见了。所以苏轼对山体的石质没有多少感性认识，更不用说深刻印象了。其二是李渤“不耻下问”地“询诸水滨”，苏轼却没有找“渔工水师”进行调查，大概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李渤从“土著居民”口中得知那两块大石叫“石钟”后，还“扣而聆之” ， 待验证无误了，才得出山是依据石钟石而得名的结论。李渤的观点不能说失之臆断和草率，李渤的表现岂可讥之为“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