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说《红楼梦》是“自叙传”，是否以胡适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后的立说而言，可以说是的。但其实乾隆时人本就明白，这部小说的实质是写作者自家的，因此鲁迅才说“自传说”之出现实际最早，而肯定确立反在最后。比如书中有二十首诗作，其所引原诗都已发现为富察明义之作，我们考明雪芹与富察氏明义家交往关系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听途说之比。又如同时人吴云跋石媪玉的《红楼》剧本，也说《石头记》是“小说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如果再往晚一点的时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明：“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石头记》自明。”可见夏氏是看出了作者雪芹即是亲历者，亦即此书是自叙的道理。两年以后，1905年，王国维始作《红楼梦评论》，其言有云：纵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这也足以说明，在胡适先生考证《红楼》之前的20年，“自叙传”之说本就存在，并未中断或绝迹。

嘉庆十七年（1812）已有刊本的二知道人所著《红楼梦说梦》早已揭出：“盲左、班、马之书，真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这话已够明白。道光元年（1821）已有刊本的诸联所著《红楼评梦》也说：“凡值宝、黛相逢之际，其万种柔肠，千端苦绪，一一剖心呕血以出之，细等镂尘，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楼阁，吾不信也；即云为人记事，吾亦不信也！”这是何等的真情实话，何等具有说服力的逻辑语言！至于咸同年代撰刊的书，可举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的一则。其言曰：“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纳兰）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他驳“纳兰说”的理由，都切中其病害，难以比附之理最明。

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于其中郑重指出的则是：“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按：指蔡元培说）遂不立……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源于本土传统，极力反对“写己”之论，此是民初年代之事，至今后继有人，以“虚构”“概括”为理由而批判“自传说”的风潮，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事。鲁迅的看法是，从整体宏观看，小说分明是雪芹自叙——因为他的半生，即与“石头”绝似。说得这样明白确切，岂不足见《红楼梦》更可能是“自叙”而不是“他叙”？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十二层》）

材料二：

整个说来，《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在写实的同时，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出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彩色，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或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著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中显出恍恍忽忽的朦胧。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

荒诞、幻化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的时候，荒诞性与梦幻性就应运而生了。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壳、摆脱了大地的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

小说本就是间隔疏离现实人生的一种手段，荒诞、幻化更增强了这种间离效果。《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说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艺术创造力纵横弛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阅读与欣赏即进行二度创作的自由。

完全地写实，让写作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介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站队”，这就往往会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隐私，涉嫌造舆论，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

（摘编自王蒙《红楼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