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一场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导并参与的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这场运动既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反思与解构，也是对中国未来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进行的一次多维度探索与尝试。在这场运动中，晏阳初和费孝通等知识分子把对学术知识的追求与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在一起，自觉地投身于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中，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案。

晏阳初对中国农村弊端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主观认识到科学归纳的过程。1920年，晏阳初结合他在法国华工群体开展“识子教育”的红书，先后在湖南长沙、山东烟台、浙江嘉兴等地兴办平民识字教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之所以重视识字教育，是因为他发现中国农村的弊端就是“愚”“穷”“弱”“私”。在他著名的《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他将中西方直接加以对比来强调中国农村的落后：“试看欧美教育普及的国家，人人有读书看报之能力，两相比较，其智愚的相差，不啻天渊……我同胞弄到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在他看来，中国农民在“智识”上的“愚昧”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晏阳初对中国农民做出愚穷弱私的“问题”诊断时，运用西方的标准来框定中国社会，从而慨叹两者“天渊”般的差距，这种对本土生活的异化感让他无形中增强了削足适履的内在冲动。

同样受西方文化教育并尊重现代科学原则的费孝通，既未对西方文明的长处和优势作出归纳，以便为我们提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与落后加以总结，以便唤醒人民的觉醒。1936年，通过对花蓝瑶的实地考察，费孝通认识到，乡土中国的“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任何针对乡土中国的批判甚或改造，都“不能不先清理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而晏阳初、梁漱溟等所推进的乡建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对晏阳初所建构的“国民性”知识有所质疑，他每每以“乡村工作的朋友认为如何，实则情况怎样”的句式下笔，尤其对“农民愚穷弱私”的观点予以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他认为，乡村工作者们依据自己的想象赋予农民以愚穷弱私的德性，并进而想当然地要通过文字下乡的方式展开乡村教育，以图“启蒙”民众成“新民”。他指出，正是因为晏阳初没有抓住乡土中国问题的根结所在，没有掌握农民的真正需求，所以其乡村教育难以符合农民的胃口。

费孝通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如何建设与发展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在江村的实地调查，他认识到：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根据他的分析，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了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正是这种农村手工业才能让农民有点活钱来缴纳租税以及零星消费，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工商业的冲击，“农村手工业崩溃了，农村金融的竭蹶跟着就到了”，农民便“站在饥饿边缘上”了。此时，那些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没有立场、不会发声的农民，便以行动作出了选择。乡村工作者们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恢复失衡的经济系统，努力调整传统的手工业使其转变成现代工业。费达生等知识分子的技术指导，地方精英的有力倡导，农民的积极参加合作社的态度，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使得农民看到了现代工业在乡村复兴的希望。这一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过程，也是一个失衡的社会经济系统重组的过程。费孝通亲眼看到了农民们的选择，了解到农民面对西方出的回应，看到这种回应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希望，他认为工业冲击所做出

这种选择一方面可以减轻乡村建设所产生的巨大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减缓高度机械化大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农村衰落。

为什么费孝通会采用完全不同于晏阳初的视角，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根结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呢？费孝通后来把他的研究原则总结为“从实求知”。他没有站在“启蒙者”的立场去极力说服民众，也没有将自己当成普罗大众的代言人，在实地调查中，他看到了农民通过实践作出了选择，同时，他个人也通过学术实践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浸染进去，并以农民的视角、为大众立言。更重要的是，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原则是在不断变动的“实际”中把握并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全球化深化的背景下提升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真问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同样迫切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学界，面对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并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这就需要中国社会学界以革新的勇气，开创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摘编自李友梅、耿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