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构建相互依存和协同发展的共同体，以弥补个体力量的有限及满足人类交往的需要，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尝试。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的深入，人类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不再受到传统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共同体概念在原始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建构，更多具有当代意义的共同体不断兴起，如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等各种形态。共同体概念甚至还逐渐上升至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高度。当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即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当代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成必须经过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总体而言离不开共同的目标、认同与归属感三个基本要素。在脱离了血缘和地域联系的当代共同体中，“共同情感”作为凝结差异化个体成员的动力与纽带正变得尤为重要。
②长期以来，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倾向于强调“大国理性”，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优先以理性认知模式和逻辑架构推进传播活动，“以理性的话语方式向国际社会推介大国形象”。然而，面向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基于文化差异与文化陌生感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情感沟通相比其他沟通形式更具本能性的迅速反应机制与认知基础。国际受众接触来自异质或陌生文化背景的媒介信息时，更可能优先启动直觉性的潜在情感反应机制实现信息判断和接收，而并非必然通过周密的理性逻辑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情感不仅能够调节个体对媒介信息的注意、判断、记忆等认知处理过程，同时还可能潜移默化地浸染和形塑个体间的社会化互动以及群体结构化进程。故而，将“情感机制”引入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建构中、以其探索中国故事如何凭借“共同情感”实现有效沟通与深化认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③媒介理想传播效果的达成离不开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共同参与，传播对象对信息实现内化认同是传播致效的要旨。传播对象的情感内化需经过若干环节。这一内化认同路径中，首要环节是吸引传播对象的注意力，继而完成信息选择、判断等“初级阶段”的认知处理，情感因素的合理纳入将推进这一过程的实现进度。而传播对象真正理解接收的信息内涵、避免误解和歪曲是至关重要的“中间阶段”。理解之增进寄托于传受双方沟通互动的顺利进行与深入联结，情感个体“沟通性”为双方互动交流搭建感性通路。以“共同情感”实现的沟通在情感上具备先在的一致性与亲近性，更可能创造“同向解码”的意义共享空间、奠定积极情感基调、促发正向态度生成。基于此，进一步达成凝聚认同的“终极阶段”，则需发挥情感的公共“凝聚性”，激发人类潜藏的内在情感动力，实现全球化范围的共情与聚合，维系群体间认同感、公共性及向心力，使得建构超越政治文化鸿沟的人类共同体成为现实。当然，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各环节或阶段并不总是如此分明地层级递进，情感机制的运用是一个需要能动性参与及针对性发掘的动态过程。
④目前“情感机制”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仍存有极大可探索空间。中国故事难以走进传播对象内心深处实现内化认同，某种程度上在于缺乏对情感意涵、情感沟通、情感体验等情感机制的足够重视，如何与传播对象建立情感联结并使其产生情感认同是当下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难题。在如今开放性结构的社交网络化情境中，个体极大地释放情感效能以实现高效交往和心理认同，媒介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将情感因素纳入生产和传输过程以寻求受众的共鸣。媒介制造的“情感生态”及个体展显的“情感能量”构建出一种“共生性情感表征”，为“情感机制”的运转营造现实场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融入这场情感的“变迁”已成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未来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选项。
⑤情感研究已在社会治理、文化批判以及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逐渐兴起，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情感的效能还尚未被予以充分重视与发挥。当下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从“建构主义”的宏观视角关注全球语境中规范与话语的构筑，还是遵循“理性主义”范式的“利益最优原则”处理国家关系，都不约而同地将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因素搁置一旁。但实际上，情感是人类在多元文化交流语境下难以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为人类达成跨越文化与政治边界的交互活动铺展天然性的路径。跨文化传播中凭借情感机制将可能超越人为建构的符号、意义和逻辑体系，跨越差异化的语言文化与社会制度带来的障碍，以人类“具身化”的本能反应和心理状态来构建彼此真诚沟通和深入交流的基础。跨文化传播范畴本身便含纳着“文化差异”的所指，在这一过程中，利用人类共同情感寻求最大程度的意义共享空间，推动传播对象对讯息的有效接纳，达成与传播者意图一致的解码图式。才能够实现传播对象对信息意义的内化认同。跨文化传播中，固守理性架构或区隔情感因素都是对人类心理机制的曲解，纳入情感要素并非要舍弃以往的理性路径，而是重新考量情感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角色及功能。在理性与情感的交织互动下才更可能寻得最佳传播路径，情感作为“新维度”的纳入将为跨文化传播创造性发展与革新注入新思路。
（摘编自徐明华 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