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皇祐四年八月，在外为官多年的欧阳修带着母亲的灵柩回到了家乡江西永丰，是年冬天，欧阳修撰写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泷冈阡表》和《欧阳氏图谱》。其中，《欧阳氏图谱》成为后人修谱的典范体例，而且，成为欧阳氏后人建构宗族的基础。
翻阅宋代史籍，可以看到，同姓血缘团体“累世义居，同居共爨”已然成为值得表彰的美德。《宋史·孝义传》就记载了若干个几代同堂、几百人的大家族。规模达到几百人的一个团体，如何维系秩序？据记载，抚州金溪县以前有邓、傅两个大姓，各有家丁数千，“远近颇畏之”，而且邓家两个儿子，虽然也考科举，“乃假儒也”。可见，邓、傅两家在地方崛起靠的还是武力，而不是科举功名。傅家后来“离析”了，邓家也有衰落迹象，原因是“俱受制于陆”。这个“陆”，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九渊家族。这使人不禁想起一个有趣的事实，当年水泊梁山上势力强大的宋江团队最难对付的其实不是官府，而是祝家庄这样的家族武装力量。小说家言不足为证，但亦非空穴来风。
宋代在基层社会占据着强势地位的几百人聚居的大家族很显然和明清时期的“宗族”有着明显的不同。明清时期的宗族是一个个独立生活的家庭组成的，而且，他们有着可以祭拜先祖的“祠堂”。历史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宗法理论只适用于贵族，而且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从“天子七庙”到“士一庙”，至于“庶人”则“无庙”，“祭于寝”。当然，老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墓祭，在坟墓上祭奠。另外有一个模糊边界的做法，就是把祖先影像放在佛寺、道观和官方认可的贤良祠中祭拜。但并不是每个人的祖先都有资格。宋元出现了许多以祖先为著名先贤而要求单独设立贤良祠祭拜的事例。江西吉水杨氏家族曾经出现过杨万里和杨邦义两位名人。杨万里是宋代名臣、文学家，他晚年闻知韩侂胄北伐，绝食而死，死后谥“文节”。杨邦义据说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杨铁心的原型，他在金兵入侵建康时被俘，坚贞不屈，被金人剖心，死后被谥为“忠襄公”。杨氏家族到了元代开始设立专祠祭祀他们家族中的名人，后来，又放入其他祖先牌位，并立碑“刻世系、祀田、祭器、牲币、酒仪、设科条于碑阴”，正式变成了祠堂，但这已经是明初的事了。
正是由于宗法礼制局限而无法“敬宗收族”，宋代的理学家觉得要改革宗法礼仪，放宽对祭祀等级的限制。朱熹的《家礼》第一句话就是“君子将营宫室必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朱熹设想，祠堂中立高、曾、祖、祢四世牌位。祠堂不同于家庙，适用的是小宗之法，即五世则迁，所以只能祭四代。可见，即使富于改革精神的朱熹所倡导的祠堂离明清时期的祠堂还相差甚远。实际上，从“庶人祭于寝”到允许建祠堂拜先祖的过程非常漫长，一直到明代中期才完成。
无论如何，从宋代到明代的中国南方基层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就是，一些有地方控制力的几百人规模的大家族转变为了有祠堂、族谱和祠产但由众多独立生活家庭组成的宗族。宗族，就这样由一个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明清以后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实体性基层社会组织。
（摘编自黄志繁《宗族的由来》，有改动）
材料二：
《传统家族试论》说宋元以下有“新的宗族结构出现”，“新式宗族是由许多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共祖家庭组成的，共财单位很少超出同祖父的成员，但通声气、济有无的范围却可以远过于五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水纹一样，圈圈相连，牵牵扯扯，是网络结构。而士绅阶层处于关系网核心，是所谓的“一方之望”。他们回籍行孝，其价值、行为、道德表率作用，对于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思路是沿着由上到下的系统关系走的，所以在人际伦理中也就强调尊高者的义务。孔子很早就与弟子讨论过士的行为的规范榜样作用，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孔子的话对中国历史上士人阶层的人格塑造和定位有着长久和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各类文献资料都反映出，有不少地方的士人都认为儒家思想只适合读书人，与地方下层社会的庶民思维之间有难以衔接的矛盾。其中，“孝”在庶民中间就没有被完全贯彻实行。“礼下庶人”“化民成俗”的工作，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由士人承担的。
中国传统社会公共事务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士，而且士在组织大家、管理各种事务的同时，还沟通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将儒家的价值观念、国家意识形态、条文法规传达到民间。罗志田曾指出士人通过寓正德于厚生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通过使“道”与乡土衔接让“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而宗庙、家谱等，正是这些礼仪和儒家思想观念、价值下到民间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徐跃《花开即故山》，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