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张岱年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时，将“刚健有为”放在首位，认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和基本人文精神之一。“刚健”的自然之力与精神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并在传统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体系中呈现出丰富的表述形态，构成中华美学精神乃至中华人文精神的鲜明底色。以“刚健”为中心生成“风骨”“雄浑”等内涵丰富的传统文论思想，深刻影响着传统文艺各个门类的美学选择和审美风格。
②“风骨”是刚健美学思想在传统文论中重要表达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写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我们知道，“风”原本指的是人的气质、风度，为“风骨”生成之本；“骨”则决定着人的体格并通过外在肌肤呈现体貌。《文心雕龙》以“风骨”设喻诗文，则“风”为诗文之命意，“骨”以文辞呈现作品的形象实体。刘勰认为真正的好诗文应是“风清骨俊”，标举和倡导明朗、洗练、爽直而又劲健有力的美学风格。
③唐代司空图继承“刚健”美学的基本品格，强调诗人要效法“天行健”精神，积蓄刚健之气，并结合诗歌创作对“刚健”美学进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分类表达，提出“雄浑”“劲健”“豪放”“悲慨”等具体的诗歌美学风格类型。《二十四诗品》所阐释的“刚健”美学的风格特征，是对“刚健”美学丰富形态的系统概括与归纳，深深影响中华传统美学的发展进程。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尽管宋元以降空灵淡远成为文人的审美风尚，司空图所标举的雄浑、悲慨、豪放、劲健等品格，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学的美学追求，宋代诗学“兴趣”与“妙悟”说的倡导者严羽，赞赏盛唐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④刚健美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受到文论家的重视，并进行更为丰富的阐发和描述。如清人姚鼐指出：“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这里，“阳刚”之美作为刚健美学的新表达，进入文论话语之中。
⑤西方美学的“崇高”范畴引入后，有人认为中国美学思想中的刚健、雄浑、阳刚之美等都可包括在“崇高”范畴之中。实际上，由于人文基因和文化传统不同，中华美学的“刚健”精神与西方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不相同，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并在中西美学观念的对比中体现出鲜明的美学价值。
⑥西方美学的“崇高”观念，产生于抵抗浩大外力之时人的内在感受，蕴含着感性与理性的不和谐。西方近代美学家们认为，“崇高”指向关于伟大、壮丽、惊人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是与美相对立的、外在的观念。在对“崇高”范畴的理论阐发中，西方美学家往往注重冲突各方的矛盾对立与分裂，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病感转化出来的消极快感，起源于人们面临危险时所产生“自我保护的心理”，恐怖和惊惧是崇高感的心理内容，只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才活跃起来。
⑦与西方美学范畴不同，中华美学的“刚健”之美，源自民族文化精神上的刚健有为，不屈不挠，是正面的、积极奋发的力量表现。宇宙雄浑劲健、运行不息，中华民族的先人从宇宙伟力中感悟永恒而又深邃的启示，充分肯定和高扬人的尊严、自信和理性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获得人的最大自由。在这和谐的壮美之中，没有偏颇、极端、分裂与毁灭，更无恐怖和惨厉。同时，中华美学的“刚健”之美，既包含着阳刚，壮美的精神追求，也包含着刚柔相济的宇宙哲学。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从不对立。《尚书》中就推重“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易传》认为“刚柔相摩，八封相荡”；姚鼐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刘熙载也说“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刚健”之中蕴含着韧性的追求，这是中华民族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中华美学思想中，阳刚之美不仅雄伟、劲健，同时要有内在蕴藉，不能锋芒毕露。现代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山水巨制《江山如此多娇》，正是两种美的完美结合。当然，在两种美之中，阳刚美始终是主导方面，这是中华文化“刚健”之美的鲜明特征。
（摘编自叶青《传承“刚健”的自然之力与精神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