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对上海话的引入不仅表现在方言词语、句式的点缀,更倾向于营造沪语氛围,呈现“江南语态”的气韵。比如写梅瑞接触了老板阿宝后,决意与沪生分手,二人对话如下:
梅瑞说,我与沪生的关系,告一个段落,可以吧。
沪生说,跟四川路男朋友,预备结婚了。
梅瑞摇手说,我想静一静。
沪生不响。
梅瑞说,以后,我做沪生的妹妹,可以吧。
沪生说,可以。
梅瑞说,妹妹对哥哥,可以讲一点想法吧。
沪生说,可以的……
梅瑞的寥寥数句,是娇嗔嗲语,是幽怨婉转,是欲言又止,是“有礼有节”表明心意;而被拒的沪生也自然意会,“不响”的静场处理,婉曲意深。在《繁花》中作者使用了千次以上某某“不响”的形式,紧张又舒缓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有节制的微妙关系,而这种需要延时揣摩的内在语义,正是作者所营造的美中带刺、柔中含韧的“江南语态”独特的腔调与味道, 上海的城市记忆、世相风俗,上海人的典型形象都在作者创造的方言语码中得到了复生。正如作家张辛欣所言,《繁花》具有“优雅之野心”,是“当今几乎不可能出现之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