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面临着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禁运。在当时条件下想要全方位开放是不可能的。为了突破封锁，新中国采取了务实的开放态度：只要承认新中国，就可以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通商贸易。当时主要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50年代初，中国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重大项目，同时聘请苏联、东欧专家来华，派出留学生学习。同时，外交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困扰着新生政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一系列的卖国条约……
——以上材料摘编自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材料二 1954年6月，周恩来抵达印度访问，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谈话，具体地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指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在印度期间的多次谈话中，周恩来都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主张将这些原则贯彻到国际关系中去。
——摘引自吴玉才《1949—1956年间的中国》
材料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党中央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发挥大国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则要求中国的外交不但是“中国本位”，还要是“世界本位”。只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关联。
——崔立如《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
2023年3月10日，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闭幕式完美落幕，意义重大。沙伊北京对话取得重要成果，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这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大利好消息，传递了明确信号。
——《第一财经》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