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日趋个体化的时代，其交往形态呈现出一种礼貌的疏远的刻意控制。比如逢年过节不愿走亲戚，通过佩戴口罩保持一种“社交屏障”等。这种现象或许就是所谓的“消失的附近”，即青年对附近呈现出漠然的心态。究其原因在于周围即时性的社会交往挤压了他们情感正常生长的空间。因此，“附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场景的视域在青年的意识中消失了。这种“附近消失”的最直接后果是导致青年的群体性孤独。值得注意的是，“附近”的消失不仅引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孤独，而且使其失去他人的实感体认，他们也逐渐在熟视无睹中变得麻木，周遭与自我的存在变得愈发虚无，进而又造成了存在性孤独。
在此，我们借助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对“逃避人类型”神经症患者的阐述来审视青年与“附近”的交往类型：当自我孤立能够真的得到保障并起作用，便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且无法发生作用，则产生焦虑不安。换言之，当“逃避人”能够与他人保持距离时就能获得安全感，而一旦因某种缘故导致“魔圈”被践踏或被擅自闯入则感觉受到威胁。因为个体缺少应付生活的其他途径，所以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将逃避众人和躲藏作为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以此为借镜，我们可以照见一些浸润了个体文化的青年习惯于生活中的离群索居，对熟人社会表现出敏感、惶恐和抵触，不断采取逃避的方式应对来自“附近”的“骚扰”。
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逃避“附近”的行为姿态，应对的并非就此别过的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而是青年周遭最熟悉的“陌生人”。或许也正是社会现实赋予他们对熟人陌生化的自我防御机制以存在意义：在个体化社会及少子化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长期习惯于独自面对单一生活的挑战，压抑烦琐的人际需求成为一种保护性“盔甲”。青年对“附近”的逃避，并不意味着独立和强大，相反仅仅是一种对自我脆弱、不安的防御。因而，这场名为“消失的附近”的逃难，其不存在于附近，而根植于青年进退失据、惴惴不安的内心。
（摘编自林媛媚《消失的附近：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有改动）
材料二：
康岚：您为什么会想到提出“附近”这个概念？
项飙：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即刻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那么，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对毕业以后去哪里很焦虑，但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我觉得，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空间，也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或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认为“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摘编自《“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