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生态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思想和“仁”学。在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中，董仲舒和荀子对“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拥有独到的见解。董仲舒曾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君主有德，人心向善，感动天地，天下便有祥瑞现象出现；君主无德，人心向恶，激怒上天，上天会以灾害的形式警告人们，要人们自省。《荀子论礼》中也提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和地是世间万物生存的根本，一旦天地遭到破坏，万物都无法生存。“天人合一”的思想放在今天意义更加明显，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出现很多重大自然灾害，提醒人们，万物皆有规律，阴阳相生相克。
“仁”学是儒家生态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孔子把“仁”作为自然界最高道德原则，儒家思想提倡人们用友善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仁”学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思想相一致。《后汉书》记载，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儒家的“仁”学理念引导普通民众把对待世界万物的态度提升到道德的层面，对于后世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扩展了人类道德的范围，给后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供了理性的思维和启发，即提倡生态道德，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世间万物。
（摘编自孔凡洪《儒家生态观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一重大考验，人们总会自觉返归传统，努力从中寻求救助。儒家的生态思想，充满着对大自然的伦理关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之思，对于如何恢复人与自然的和睦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自然观”有其悠远的思想渊源，其发端是从《易经》中有关人们对宇宙自然的阴阳、刚柔、动静变化的阐释，其产生基础就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时代，从殷商时代开始出现了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农业的播种、收获全依赖于自然，如果人们顺应自然、适时耕作，那么人们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否则人们就难以维持生存。依靠自然、适时劳作的生产方式和观念，导致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这种思想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强化了人们的泛生命意识，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宇宙观和时空观。《荀子王制》上讲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里强调了农业生产必须依据客观世界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只有“不违农时”和“顺天”，才能风调雨顺，才能“养生”。
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肯定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而且更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整个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水平和对大自然认识深度有限，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大自然的神秘色彩有所弱化。春秋晚期，孔子明确提出自然界与人的存在一样，是客观的、实在的，天地之道在于按其规律运行不息，化育万物。“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这里，荀子将它视为天、地、人三者相协调发展所构成的理想状态。
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系列实践规范，它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更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维持和生存。儒家的人文精神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要求人们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儒家要求人们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保障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使人与自然万物相辅相生、和谐共处。在此古人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合理节制人们的欲望。孔子不仅仅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人学观念，而且主张爱护野生动物，“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尤其反对当时统治者乐“佚（逸）游（游猎）”的社会现象。孟子则从“人皆有不忍之心”的性善论出发，从社会与自然一体的角度论证了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的道德升华过程。因此，儒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自然界及存在的价值意义。
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对象，而且当人通过社会实践与自然相协调时，它也进入了人类审美的视野之中。儒家传统的审美观念是以人的身心合一的整体生命去感悟对象世界，达到对生命的体验。生态审美反映了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天人合一”的自然意识，有助于人的生态审美观念的产生。生态审美正是以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孔子“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就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其最终的落脚处仍是“智者乐，仁者寿”，人始终是自然的主人，人的主体始终优于自然的客体。他所说的“知者”与“仁者”，对山水的不同爱好都包含有对于自然的看法在内，而这种看法显示了汉民族对于自然欣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常新《儒家生态观的理性解读及其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