揖让之礼作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礼文化“主敬”“谦让”的特征。《说文解字》中“揖，攘也，从手，最声。一曰手箸匈曰揖”，“攘”即为推，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作“揖”。而“让”字最早书写为“禳”，古同“攘”，意为谦让。揖让之礼承载的是儒家君子“谦卑”的德行，即便在“射礼”这种尚武的礼仪中也必不可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古人对揖让之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诚敬之心在行为上的体现，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因而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的说法。揖让之礼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文献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中已包含作揖礼。
揖礼在古代有许多类型。如《周礼》中记载了三种揖礼的形式：“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即推手时分别有微微往下推手、举手平臂向前推平、与眉齐平再行礼之别。《周礼·夏官·司士》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古人行作揖礼时不仅要区别身份官职，还有吉凶之分。《道德经》中记载了先秦时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观念。揖礼常与其他礼仪搭配使用。如周代“宾礼”的“士相见礼”中就有士人相互作揖的交往礼仪，以示尊重和谦卑。不同历史时期，揖礼的名称和身体表达姿势有所不同。广义而言，先秦时期的揖礼、唐宋时期的叉手礼、明清时期的拱手礼及清代流行的抱拳手势都可以称为揖礼。尽管与其他礼仪一样，作揖礼最早也只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下庶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化目标。随着礼文化的推广和下移，揖礼成为了规范平民之间日常交往的一种礼仪，实现了礼仪的“流行化”和“民俗化”。宋代王说《唐语林补遗四》云：“凡入门至食，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这里的“祗揖”即宋时流行的揖礼，文人著作中多有记载。《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在民间乡里制定的由乡人共同遵守的成文规约，书中曾载，晚辈拜见尊长有“揖而退”“揖而坐”“趋进揖”“揖而行”“下马前揖”等详细的行使规范。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民间，揖礼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礼仪之一。
国内推行揖礼最主要的困境就是“封建”标签难撕，刻板印象阻碍。揖礼主要借助手势以及躯体上半部分的动作来完成，对尊卑贵贱的区分没有拜礼那么显著。整体而言，“揖拜之礼”自周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朝代更迭，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代，为了强化皇权及尊卑，揖拜之礼中的拜礼得到强化。反之，汉族政权则致力于恢复传统，如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明太祖就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从而强化了揖礼。为了维护皇权和社会等级秩序，在清朝“跪拜之礼”再次得到了强化，清政府甚至将其推广至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这导致了近代中西方的“礼仪之争”。握手礼起源于中世纪欧洲，自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流行。1928年，国民政府拟定了《相见礼》，规定朋友相见时彼此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已不见揖礼。1949年建国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揖礼”逐渐消失，握手礼取而代之。
握手礼虽然体现了西方的“平等观”和价值观，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最大的问题在于手部的接触容易传染疾病，尤其是在流行性疾病爆发期间。相比之下，“非接触式问候”的揖礼具有显著的优势。作家韩少功就曾指出揖礼具有卫生、省时、优美和自主的优点。鸦片战争后，西方礼俗文化的流入动摇了我国传统的礼俗体系，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传播场域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本末倒置会危及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认知态度。重估并复兴传统揖礼更是重新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诚如赵世瑜教授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良性运转，正在于礼俗互动的政治制度框架与弹性实践机制的设计：在社会理念上，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于脱离俗情，民众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途。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等民俗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冀望通过礼仪教化达到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礼乐文明理念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因俗制礼，以礼化俗”是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重要路径。
复兴中华传统揖礼，需要正视文化资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推广，实现现代转化和国际传播价值。一方面，要师古不泥，简化身体姿势与手势，可参考清代流行的拱手礼甚至进一步简化，以保留其谦让、友好和尊敬的含义为重。另一方面，应“以我为主”，从国内开始推广普及，通过政治家发挥垂范引领作用、制定政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发挥大众媒介优势打造“中国名片”、拓宽深化国际交流渠道等路径，让中国揖礼走向世界。
(摘编自潘祥辉《“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