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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也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政治上，回到原点，经济上，生活也陷入困境，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相较于物质上面的窘迫，最让苏轼痛苦的，还是 （ ① ），他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内心极度自卑与苦闷。

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 （ ② ）。

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在谪居黄州期间，他依然 A ， 不敢写诗，以免再惹事端。①作词在北宋被当作一种娱乐方式，②在谪居黄州期间不敢写诗，③却可以放心大胆地作词，④于是，⑤词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方式。

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作词提供了新的情思。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的心态。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周瑜的人生得意，是为反衬自我的    B    ， 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这种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